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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中国史话》用生动、翔实的语言，辅以情景描述，循序渐进地讲解了敏捷软件开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本书从敏捷的发展背景讲起，延伸到描述世纪之交的中国软件业的发展状况、敏捷的传入、敏捷的低谷以及敏捷实践者为敏捷发展所做的艰苦奋斗，还介绍了敏捷在通信行业和互联网企业的实施状况、敏捷软件开发的发展和Scrum的流行。
本书既适合广大的敏捷方法的爱好者阅读，也适合对软件开发方法发展历程和对中国敏捷技术普及历史感兴趣的人员阅读。
书名：敏捷中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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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熊 节
绘 虎头锤
责任编辑 杨海玲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11号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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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用生动、翔实的语言，辅以情景描述，循序渐进地讲解了敏捷软件开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本书从敏捷的发展背景讲起，延伸到描述世纪之交的中国软件业的发展状况、敏捷的传入、敏捷的低谷以及敏捷实践者为敏捷发展所做的艰苦奋斗，还介绍了敏捷在通信行业和互联网企业的实施状况、敏捷软件开发的发展和Scrum的流行。
本书既适合广大的敏捷方法的爱好者阅读，也适合对软件开发方法发展历程和对中国敏捷技术普及历史感兴趣的人员阅读。
如果把软件开发当成一个谜题，那么数代软件人在过去的50年里都在前赴后继地尝试解决这个谜题。迄今为止，全世界不管是码农还是码神，仍在这个谜题中痛苦挣扎。
从1965年到1985年，软件危机逐步浮现，这让刚刚进入科学管理时代的人们极其不爽，1931年建成的帝国大厦只用了410天，还是提前完工，写个软件还能比盖摩天楼更复杂？那肯定是方法有问题。供职于洛克希德软件技术中心的Winston W. Royce，在其1970年的论文“Man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Software Systems”中提出了一个长得像瀑布的流程。业界似乎找到了一剂灵丹妙药，虽然这位研究了多年航天器的Royce博士并没有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任何有关瀑布的字眼。之后，以1988年CMM的发布为重大里程碑，剩下的似乎就是沿着既定的路线：细化，标准化，量化，优化，再优化……直到在一线干活的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于是生长出了各家敏捷流派，以期解决Fred Brooks在“No Silver Bullet”（没有银弹）一文里提出的复杂性（complexity）、配合性（conformity）、隐蔽性（invisibility）、易变性（changeability）这些现代软件开发中本质性（essence）的难度。
中国用20年的时间迈过了西方50年的软件工程发展史。本书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和严谨的考证，绘制了一幅敏捷方法在中国软件产业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传播的画卷，构成了中国软件史一个精彩的侧影，不仅帮读者在宏观层面厘清了中国软件工程领域在过去20年里发展的关键脉络，更让读者透过一系列从业者的经历从个体视角体验历史，了解众多普通的软件人参与和创造历史的过程。我个人的从业经历跟这本书的跨度大致重叠，因此格外有感触。拿着这份书稿，本以为早就遗忘的画面在脑海之中一页页闪过。
我还记得2001年在新加坡的一个社区图书馆，第一次翻开Kent Beck的Extreme Programming Explained给我带来的冲击。不过一番琢磨之后，我得出了几个轻率的结论：迭代开发玩不转，甲方的预算和立项流程根本不可能让乙方这么干（我当时在新加坡的一个系统集成商工作）； 结对编程太奢侈，没有老板会让团队这么干；测试驱动开发（Test-Driven Development，TDD）真是好东西，不过只要团队里有一个人不这么干，其他人也干不下去，让所有人都用TDD不现实。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直到四年之后，我自己卷起袖子，在全面采用敏捷实践的团队中沉浸工作了几个月，才真正体会了那些理念和实践的价值和可操作性。让我很有共鸣的是，书中不少人和公司初步接触敏捷的经历和感受其实也很类似。
看到敏捷中国大会的举办，大型通信企业的敏捷转型，DevOps、设计思维、精益企业、精益创新的推广，ThoughtWorks相关的记述唤醒了我的记忆。那些熟悉的名字把他们的面容带回我的眼前，与他们合作过程中所体验到的酸甜苦辣又从心中流过。虽然是书中很多事件的亲历者，我看到的也只是点点滴滴，从没想到有人能如此全局又生动地把握和呈现当时的脉动。
说到合作，我2007年加入ThoughtWorks，那是我真正认识熊节的开始，不过我知道熊节却要更早一些。那时经常在JavaEye上津津有味地旁观一个叫熊节的人跟人吵架，觉得这人吵得很有见解，而且吵得很有文笔。于是，我有了无数的机会在现场和邮件里看熊节怼人，以及被熊节怼，从中学到很多。
为什么专门把怼人拿出来说？这其实跟ThoughtWorks的风格有关。不满足于现状，寻求更好的理念、方法和工具，追求软件卓越，这是ThoughtWorks的使命。ThoughtWorks期望员工不盲从主流意见，要持怀疑挑战的态度，以求找到不一样的路径，做到比当前更好。熊节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20年中国软件工程方法的变迁过程也是中国软件行业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巨大的国内市场已经让我们成为一个软件大国，但我们在工程方法领域并没能够取得匹配的领先地位。我理解这本书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记录和纪念，更是要我们以史为鉴。正是书中一个个致力于改善工作成效的一线从业者和致力于推广新方法新工具的布道者，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热衷于软件开发的人加入进来，一起推动行业的发展。
张松
ThoughtWorks中国区总经理
“敏捷”一词在中国IT行业中有着多面性。一方面，我们会在各种行业媒体上看到众多企业标榜自己的“敏捷性”，各家世界知名的咨询公司也极力宣传敏捷对于当今企业的不可或缺性；另一方面，深入在行业一线的观察者又会发现，以漠不关心甚或稍待怨气的态度谈及敏捷，这样的从业者不在少数。如果再深入探究，好奇的观察者可能还会发现，对于“敏捷”二字，来自不同企业、担任不同职责的从业者，描绘的图景很可能大相径庭。如此简单且常见的两个字，竟也能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丰富景象。而这种丰富性，正是行业的一个缩影。
千禧年后高速发展的中国IT业充分发挥了其后发优势，整个年轻的行业在短短十余年中一边学习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验，一边结合本土国情摸索创新，迅速将行业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过于快速的成长过程中，大量源于国外的先进思想和方法被迅速引进，经过快速的学习、实践、沿革，它们在少数领导企业中产生效果，再被同行模仿借鉴，逐步扩展下渗，最终成为行业公认的主流。而在扩展下渗的过程中，这些先进的思想和方法也逐步被本土企业消化吸收，转变为不同于当初的样貌，呈现出许多的面向，甚至让身在其中的从业者也常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在敏捷之前，ISO 9000、CMM等体系都曾经历过类似的历程。
在这个“引入-传播-流变”的3段历程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引入者。在很短的一个时期里，一批年轻的IT从业者不约而同地以近乎公益的方式将敏捷思想导入中国，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在政府大力扶植下产业高速发展所暴露出的知识与能力空白，以及一代从业者求知若渴的状态。在几乎没有经济激励的情况下，这一批早期的敏捷先锋凭着宗教式的信念实践了自己认同的方法。
但这种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方法真正获得广泛传播的势能还离不开同样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正是诺基亚这样的外资通信业巨头采用敏捷，才给了其中国同行华为尝试的信心；正是ThoughtWorks这样的外资咨询公司提供了敏捷转型咨询服务，才得以给华为的敏捷转型保驾护航。继华为、腾讯、阿里这样的行业巨头自发采用敏捷之后，这种在咨询公司手上洋气十足的方法开始被消化吸收、剪裁、补充和转化，成为一种（或几种）更接地气的方法。
随后，行业巨头的追随者们通过各种途径模仿巨头的成功之路，包括做软件的方式。但与巨头相比，模仿者在技术与人才的积淀方面都很薄弱，他们的模仿难免走样变形。经过几层的传播与模仿，当“敏捷”的概念终于深入人心时，其内涵的实践却已大打折扣。但与此同时，具备雄厚技术与人才积淀的巨头从未在一时的成就上止步，他们仍在不断完善与扩展软件研发的方法。于是，在同样的“敏捷”二字之下，其所指的概念却已是一个宽广的光谱。
敏捷的发展与流变，虽然看起来只是软件过程管理这一个小群体、一个小领域的事，但风起于青萍之末，敏捷在中国的历程恰如一个窗口。透过这扇窗我们看到的是中国IT行业的变迁。2000年，国务院印发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即后来被广泛提及的对IT行业发展影响深远的“国发18号文”。“国发18号文”鼓励软件产业发展，鼓励的主要是外包出口型软件企业，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要对CMM认证提供资金支持。从2000年前后对标印度的服务外包行业布局、靠十二金工程扶持，到2010年以后着眼内需、着眼互联网、着眼消费市场，是IT行业本身的大转向，这才使得业内企业以截然不同的视角看待敏捷方法。而这个行业大转向的背后，投射的更是中国经济从2001年之后获得的世纪发展机遇。
在敏捷“引入-传播-流变”的3段历程中，与之相关的从业人士是我尤为感兴趣的主题。这其中既有单纯热衷敏捷的传播者，也有为利而聚的甲方、乙方，更有后知后觉被浪潮卷挟的普通从业者。敏捷被中国IT行业逐渐接纳的过程，恰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一代跨出校园、进入行业并逐步成长为行业顶梁柱的过程相重叠。敏捷方法对人的独立自主和对尽量减少简单重复劳动的重视，与从小看着美国动画片和情景喜剧长大的“80后”对个性、自由的向往，形成了一种共鸣。这15年，敏捷在行业里的挣扎、发展与流变，又何尝不是这一代从业者从“青葱”到中年的侧面写照。
敏捷方法最终被行业广泛认同和采纳，绝非一帆风顺的预先设计，而是一段充满了波折与偶然的复杂历程。作为中国IT业的一名“老兵”，我希望重新耙梳记录敏捷在中国十余年的发展历程，还原时人身在行业中的所感所想，记录行业发展变迁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既有大时代的必然，也有无数从业者在一件件平淡无奇的小事上的推动。敏捷中国史不仅是中国IT行业的一段小史，更是无数普普通通的IT从业者的一座小小纪念碑。
熊节
2019年3月31日
早在数年前，我就想提笔书写这段历史。然而对于一个疏于笔墨的技术人而言，动手写一本历史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幸好，一系列的访谈帮助我逐渐厘清了思路。一部小史的框架结构，在与这些同行的对话中慢慢浮现出来。几乎每位受访者在听到我的请求后，都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与帮助。如非他们的支持，这本书想必仍是一个不成型的念头。为此，我首先要感谢为本书提供了最初框架与原始素材的受访者：敖小剑、陈冀康、黄群、黄昕、黄勇、胡志勇、姜信宝、李国彪、刘江、罗涛、乔梁、邵栋、申健、唐东铭、王钧、熊妍妍、徐昊、徐毅、许珊珊、杨光、张克强、张迎辉、赵卫、周代兵、庄表伟。
为了尽力还原时人时事，我查阅了大量行业报刊和学位论文材料。为此，我编写了一个爬虫程序，从成都市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下载了共计20多万份文献资料，再经过多维度的检索与筛选，阅读了其中5000多篇全文。成都市图书馆不仅没有禁止我的大量下载（当然我也对爬虫做了限速），还将我评为“数字阅读最美读者”。如无丰富的数字馆藏作为后盾，本书必定会中途难产，因此也需要感谢成都市图书馆为我的业余研究提供的便利。
在本书成型的过程中，我以“敏捷中国史”为题做了数次公开演讲。这些演讲不仅帮助我梳理思路，并且让我收到了很多听众的反馈，其中除了对史实和观点的指正和补充，更多的是对这个主题兴趣的表达。这些热情的反馈是支撑我坚持写作的巨大动力。为此，我要感谢TiD质量竞争力大会、FCC成都Web前端大会、敏捷之旅提供的演讲机会，以及与会听众的热情反馈。
受我个人文笔水平所限，本书可能会让读者觉得略有些乏味，幸好远在澳大利亚的老朋友虎头锤及时伸出援手，给本书画了大量生动又贴切的插图，给这本有几分枯燥的书增添了许多趣味。或许未来能在网络世界传播的不是我这些冗长的文字，反而是虎头锤那些一针见血的精到的插图，这当然要全都归功于她的才华。
每个写作者背后都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借此机会，感谢家人的宽容与陪伴！
最后，感谢近20年来所有奋战在软件开发一线、为中国软件业做出扎实贡献的同侪从业者们。是你我胼手胝足、一砖一瓦搭建起了今日行业的大厦。本书是献给我们自己的故事。
中国的软件业是一个相当年轻的产业，在最近的十多年中，这个产业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创造了无数奇迹，这背后离不开始于世纪之交的一系列政府扶持。中国软件业的人才和资本积累，以及中国软件业的某些痼疾，都与此时的政策扶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理解中国软件业的发展变迁，就得从这段历史讲起。
庄表伟从电脑前抬起头，左右活动自己僵硬的脖子，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此时，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了凌晨3点，办公室里的另外几个小伙子在键盘上还运指如飞。
“大家还是去躺会儿吧，明天接着干。我看也就剩些小问题需要修了。”
小伙子们答应着陆续起身。住得近的准备打车回家睡个觉，离家稍远的在会议室里拖开行军床，拿出毛毯，和衣而卧，不久便发出了轻轻的鼾声。大概是错过了睡觉的时间点，庄表伟却没什么睡意，索性下楼散散步。这是2001年的9月，寂静的上海街道空无一人。
一年多以前跳槽加入这家公司的时候，老板给庄表伟描绘的是一幅关于互联网的宏伟蓝图。老板说，我们要做一个门户网站，给城市年轻人的网络门户，叫“My City”。老板说，只要我们把这个网站做出来，一定大受欢迎，我们有了流量，就可以去纳斯达克上市。
可惜，老板的纳斯达克梦，跟无数互联网创业者的纳斯达克梦一起，破碎了。到2000年下半年，公司的风险投资已经耗尽，门户网站创收又遥遥无期。老板只得暂时放下梦想，去承接各种形形色色的项目。先是企业上网，帮甲方的公司建门户网站、建电子商务网站等。这个生意不好做，老板虽然见了很多客户，但谈成的很少。庄表伟还清楚地记得，年底时接到一家法国公司的单子，做门户网站，7万元。虽然是这么小的单子，大家也是高兴的，总算又有了支撑几个月的粮草。
2001年，老板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政府上网的项目上，终于接到了一个大单：上海市电子政务门户网站——“中国上海”。想到这儿，庄表伟不禁苦笑：之前在上一家公司，他就做过上海市的电子政务网站，离职之前还在嫌弃这个网站做得很有问题，技术上踩了坑。没想到换了一家公司以后，正好赶上这个网站升级换代，机缘巧合，又撞到了他的手上。果然是自己的坑早晚都要自己踩，难道是因果轮回报应不爽？
不管有多少坑，项目终归得按时交付。还有几天就到国庆节了，这个网站必须在国庆节前上线，为国庆献礼。对这个时间节点，不管是客户、老板还是庄表伟的团队，大家既严阵以待，又满怀信心。
2000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有着实质性的里程碑意义。在经过13年艰苦谈判后，中美双方终于赶在千禧年钟声敲响前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的双边协议，扫清了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1]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得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参与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对于中国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信息产业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一旦市场潜力兑现，对IT的需求将不可限量；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信息产业整体技术含量不高，如何扬长避短，确立其在全球合作中的定位，还没有找到答案。
世纪之交前后发生在中国的另一件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实际上，此时真正大规模的互联网浪潮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当时半数美国家庭拥有电脑，近四成的家庭已经接入互联网。对于美国人民而言，互联网正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美国在线（AOL）的董事长史蒂夫·凯斯才会喊出“新世纪将是网络时代”的口号[2]。当时美国一些科技领域的意见领袖（例如《连线》杂志的凯文·凯利）已经意识到，网络用户数即将迎来爆发式增长，工作、贸易、人际交往等日常活动都将因互联网的普及而改变。在这些意见领袖的影响下，美国的资本市场洋溢着对科技、互联网的热情。
反观中国，当时国内仅有350万台计算机接入互联网，上网用户有890万，其中75%是18～30岁的年轻人，79%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3]。互联网在中国还是极其阳春白雪的新生事物。更多中国人感受到的互联网浪潮并不是来自身边的改变，而是来自资本市场。1999年7月，刚成立不久、仅有100多名员工的“中华网”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超过36亿美元，是A股上市的首钢的3倍，超过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计算机产业公认的“老大”—联想[4]。再加上先后赴美上市的另外三大门户（新浪、网易、搜狐），几乎完全脱离传统产业、只有“鼠标”没有“水泥”而一夜暴富的神话让互联网进入了中国百姓的视野，也让尚处幼年的中国IT产业看到了希望。
当时，国内互联网企业最主要的服务形式是门户网站和电子邮箱。在网民票选的“中国互联网络优秀网站”[5]中，排名前三的新浪、网易、搜狐都是门户网站，排名第四、第五的163和263则是那一代网民耳熟能详的免费邮箱。同时，美国的互联网企业也开始迈开进军中国市场的步伐。雅虎于1999年9月开通其中国网站[6]。李嘉诚投资的TOM.com于2000年7月推出的12个简体版垂直频道，与内地权威机构和文化名人的合作、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选股系统、个性化信息服务平台等先进的模式和技术，都令内地网民眼前一亮[7]。
在互联网的浪潮面前，当时的中国IT企业尽管对行业发展趋势满怀憧憬，但对于自身的能力普遍是缺乏信心的，更多时候是在学习美国同行。行业普遍的预期是通过追踪世界先进技术来逐步提升技术水平，技术应用的主要方向则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传统产业运作效率，而非创造新的商业模式[8]。
时任《程序员》杂志技术主编的汤韬曾在非正式场合说：“中国除了人口和乒乓球，没有什么世界领先的，凭什么希望软件技术世界领先？”这种观点，在当时刚刚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经济背景之下，可能普遍存在于IT业内。
在这之前的几年前，中国政府对自主培育和发展IT产业已经有了关注。1998年，时任信息产业部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郭福华指出，为加快我国软件产业发展，必须在政策、机制、人才、环境、管理等方面推出新的举措，创造良好的条件与环境。当时郭福华认为，软件行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风险投资业，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推动行业发展[9]。对于行业本身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导向。
时至2000年，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上的主题发言[10]中，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列举了加快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全国振兴信息产品制造业；大力发展独立自主的软件产业；加快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运用竞争机制，繁荣电信与信息服务市场；抓好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服务信息化。从这个发言中可以看到，此时的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对于加快信息产业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决心更加坚定。政府已经做出判断，需要更加强力推动IT产业的发展。
2000年初，国家信息化推进工作办公室列举了推进国家信息化的重点工作，国家信息化重大工程、企业信息化、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工作都在其中[11]。同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即后来被广泛提及的对IT行业发展影响深远的“国发18号文”从投融资、税收、产业技术、出口、收入分配、采购等多个政策视角给出了明确的扶植政策[12]。
资金来源方面，“国发18号文”不仅提出由国家扶持成立风险投资公司，设立风险投资基金，更明确要求在“十五”计划中适当安排一部分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用于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化项目，并要求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科学技术部、信息产业部等部委在安排年度计划时，应从其掌握的科技发展资金中各拿出一部分用于支持基础软件开发，或作为软件产业的孵化开办资金。
从内需创造角度，“国发18号文”明确要求国家投资的重大工程和重点应用系统应优先由国内企业承担，在同等性能价格比条件下应优先采用国产软件系统。编制工程预算时，应将软件与技术服务作为单独的预算项目，并确保经费到位。企事业单位所购软件资产最短可以2年折旧，从而加快了软件系统更新换代的步伐。
代表政府顶层决心的“国发18号文”印发之前，尽管政企各方对于IT产业的光明前景都有概念上的共识，但对于这一前景究竟宏大到何种程度，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认知普遍是偏保守的。1998年，信息产业部预测到2010年全国软件产业市场规模将达到上千亿元人民币，即从当年起保持年均17%的增速[13]。实际上，2010年全国软件产业市场规模超过1.3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43%[14]。
年均43%的复合增长率（从1998年开始的十年更是达到年均50%以上）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经济概念。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时期，经济处于年均增长低于1%的停滞状态，因此大多数人对于连续高速增长是缺乏想象力的。中国GDP以年均近10%的速度连续增长十年，我们就会时常感叹于十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一个新兴的产业，预测其以年均17%的增幅高速增长十年，不可谓不乐观。但身处当时，恐怕谁也不敢想象，即将到来的是一个百倍增长的黄金年代。对行业发展迅猛程度预计不足，使得后来整个行业在自身定位，尤其是“向谁学习先进经验”这个问题上，出现了犹豫和偏差，并给行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不过，总体而言，政府的乐观预测与大胆投入成为行业起步的第一推动力。从“国发18号文”中可以看出，除继续鼓励软件出口外，政府已经确立了创造内需、全面扶植软件产业的大方向。随后的“黄金十年”中，软件产业迅猛发展，并广泛渗透到各行各业，成为产业创新与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的重要杠杆，政府在世纪之交时的政策导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9年1月，40多个部委的信息主管部门共同倡议发起了“政府上网工程”，标志着政府信息化的全面启动[15]。这一阶段，政府信息化的目标有3个：一是政府机关内部的信息共享与无纸化办公；二是实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联网指挥调度和快速反应；三是在互联网上对外提供公众服务。系统架构则是为这三重目标提供支撑的“三网一库”：政府机关内部办公服务的“内网”，用于在本单位实现信息共享、无纸化办公；国务院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内网”互联形成的“政府办公业务资源网”，又称“专网”，用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政府间办公信息共享和无纸化办公；在互联网上建立的政府网站群，又称“外网”，主要为公众服务；在“专网”上有机组合成“办公资源库”，实现信息资源的分层次共享[16]。
在政策大方向的引导之下，各地、各部门政府积极响应。截至1999年11月，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建立了49个互联网站，行业信息网18个，全国各级政府申请正式域名2200余个[17]。1999年12月，政府上网工程——百城在线网站开通，政府上网工程主站点www.gov.cn被评为中国互联网大赛优秀网站。2000年，政府上网工程的目标是实现80%的政府机关开通网站，构建我国的“电子政府”，实施范围涉及国务院各部、委、办、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属县级政府。截至当年10月，gov.cn下的政府网站域名已经发展到2972个，其中部委级站点占10%，省级站点占26%，市级站点占30%[18]。
各级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一个现代化经济中心城市不仅需要具备传统意义的资源配置、交通储运、生产控制和经营管理等中心职能，还必须是一个现代化的信息中心。例如1999年，天津市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0%，对国民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19]。考虑到天津实际上从未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一线重镇，这个数据更能折射当时各地政府对发展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的重视。
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和直辖市，上海市的政府信息化步伐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早在1986年，上海市政府就成立了办公信息处理中心，负责网络建设、管理、维护及软件开发等工作。1993年，又成立了市政府信息技术处，主要负责规划、管理、指导和协调全市行政机关的办公自动化工作。1995年，位于人民广场的上海人民大厦作为市政府行政机关驻地投入使用，其中包含了网络综合布线系统、楼宇管理自动化、现代化通信系统共同组成的智能楼宇系统。截至2000年，已经有办公业务处理系统、电子信息库系统、影像和多媒体制作系统、综合地理信息系统、综合信息集成显示系统等电子政务软件系统投入使用[20]。2001年9月28日，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亲自开通启动“中国上海”网站，将“政府工作网上办”确立为政府网站重点工作之一，3年后实现市政府部门的审批事项90%上网[1]，可以说是此前多年积累的政府信息化能力的自然延伸。
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政府信息化工作也在快速展开。天津市政务网于1999年底开通，市人大、政府、政协三大机关联网办公，74个政府机关上网，电子商务规划和试点于2000年开始启动，和平区、南开区、北辰区开展社区求助服务、远程教育、社区便民信息服务等形式的信息化试点[21]。杭州市政府于1999年成立了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主要政府部门先后建立了信息机构，建立了涵盖170个单位的市党政机关计算机通信网、与国家和省联网的宏观经济监测系统。杭州市政府网站于1999年3月正式开通运行，2000年1月获中国互联网“十大优秀网站”评选提名[22]。同属浙江省的嘉兴、金华、绍兴、衢州、慈溪等地市政府也都在网络建设、办公自动化、政务公开等领域取得了成果[23-27]。
不仅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省份也都在积极开展政府信息化工作。郑州市机关信息网于1999年7月1日投入使用，对内提供公文处理和信息发布功能，2000年，该网站日均访问量800余人次[28]。重庆市政府从1998年开始建立新的办公信息系统，将其定位为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办公自动化及信息管理系统，到2000年已经形成了电子化公文处理流转的数据库和操作流程[29]。山西省政府上网工程于1999年1月启动，到2000年已有20个左右的省市政府上网，并启动了作为国家“863”城市流通领域信息化示范工程的中国煤焦电子网络项目[30]。青海省于2000年制定了“十五”信息化发展策略，着重推动金融财况、工交商贸、综合农情、教育科研、政府部门、社会公共等六大领域的应用系统建设[31]。
越是偏远的地方，越能看出政策的推行力度。作为偏远牧区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于2000年开始建立全盟农村牧区信息服务网络，全盟90个苏木乡（镇）政府联入互联网，通过计算机网络搜索、传递农村牧区各类供求信息和政务信息。全盟建设起了四级信息网络管理机构和信息网络队伍，其中包括154名网络管理人员和158名计算机网络操作员。行署信息服务中心在“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主页”上提供“农牧民信息港”栏目，专门发布农村牧区供求信息。锡林郭勒盟还与复旦大学建立了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帮扶结对关系，共同研讨少数民族地区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相关问题[32]。由这个偏远地区的案例，不难看出当时政府信息化工作的普及之广、力度之大。
到2001年，国家组建了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在2001年12月召开的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推进中国信息化建设须遵循五大方针，其中第二条即强调电子政务建设：政府的信息化建设要从中央政府抓起，进一步加快和完善“金关”“金税”“金卡”“金盾”等工程的建设。会议还明确把电子政务作为首要的工作来抓，确定2002年国家信息化的重点是电子政务建设，由中央牵头从上至下推广。由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高层领导的强力推进，在全国范围内，电子政务建设已经掀起热潮[33]。
* * *
连放7天长假的“黄金周”从2000年国庆开始，到2001年国庆这是第2次。这个长假里，全国各地共接待旅游者6 397万人次。中国人正在开始学习旅游消费，通过旅游来犒劳自己。
庄表伟不在这出游的人潮之中。“中国上海”网站赶在国庆节前成功上线试运行，市长亲自按下了网站启动的按钮，老板松了一口气，底下的团队也总算得到几天休息。庄表伟回家补了两天觉，出门闲逛间隙，进入一家新华书店，不意间被书架上一排与软件开发相关的图书吸引住了脚步。
这几天，庄表伟一直在反思开发“中国上海”网站的过程。年初启动项目时，老板让他预估工作量。他估了一个数字以后，老板直接乘以2报给了甲方。起初他还有些不以为然，谁知项目一启动，进度一拖再拖，最后竟然比老板报给甲方的工作量还超出了些，到最终逼着团队连夜加班才赶上时间节点。第一次带团队的庄表伟这才意识到，带领团队完成一个上规模的项目与自己一个人做些单机软件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种差异体现在哪里，他一时还说不清。
正当庄表伟站在书架前发呆时，一个比他年纪略长的男子口中说着“不好意思”，弯腰在他身前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跟另一只手上抱着的几本书摞在一起，转身朝收银台走去。庄表伟暗想：“看来也是个同行。”
与庄表伟擦肩而过的男子叫张克强，在宝信软件工作。这家脱胎于宝钢自动化部门的软件公司借助国家大力发展软件产业的势头，2000年从宝钢剥离，2001年4月在A股上市，眼下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发展期。张克强最近也刚做完一个项目，对于如何带团队、如何开发软件这些问题也有很多困惑，所以趁着假期想找些相关资料学习一下。
宝钢产销研信息综合管理系统是从1998年开始建设的，在国内钢铁企业中首屈一指。该系统在需求分析和系统规划阶段借鉴了台湾钢铁企业的经验，在实施阶段与IBM紧密合作。全套系统由科研开发、销售管理、质量管理、生产管理、出厂发货管理、财务管理、Internet等七大子系统组成，规划项目周期4年，投入开发人员150人[34]。到2000年，宝钢集团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已经覆盖生产过程基础自动化、生产过程控制、生产线综合控制、管理信息系统4个层面，并将此后信息化建设的工作重点放在了企业ERP及电子商务上[35]。2000年9月，宝钢与东方钢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电子商务网站“宝钢在线”，实现了网上采购、网上订货、网上用户服务等功能。2001年累计完成网上采购金额12亿元；到2003年，宝钢网上采购已涉及6大类348个品种物资，参与网上交易的供应商已超过1 000家[36]。
宝钢代表了企业信息化的一股浪潮。同一时期，同行业的武钢、鞍钢、首钢、湘钢、天津钢管厂、本钢、邯钢、新疆八一钢厂等企业都陆续实施了管理信息系统[37]。截至2000年，冶金行业在信息化建设上的投资已超过3亿元人民币，建成计算机应用系统4 200多个，90%以上的企业成立了专职从事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机构[38]。
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钢铁企业在世纪之交时集中的信息化步伐，折射出政策导向对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信息化的关切。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提出的推进国家信息化五项方针中指出，信息化建设要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在2000年1月由当时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信息产业部和科学技术部主办的“企业信息化推进大会”上，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领导表示，我国重点企业推进信息化，一是可以实现国有企业改革与脱贫的目标，二是有利于迎接我国加入WTO后的挑战，三是有利于抓住新世纪的良好发展机遇[39]。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40]。可以看到，在政府的愿景中，企业信息化是国企改革与脱困的方式之一，其中重要的举措则正如宝钢所实施的：对内完善企业内部管理信息系统，提高企业制造水平，降低成本；对外积极稳妥地开展电子商务探索，更高效地销售产品，获得更多的商机。
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是20世纪90年代由管理咨询公司Gartner提出的企业管理概念，它是一个创建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管理平台，通常覆盖财务会计、生产制造、进销存、人力资源等关键信息流[2]。在2000年前后，实施ERP是企业信息化的关键步骤。由于加入WTO的影响，纺织、服装、电器等出口导向的行业形势看好，许多企业希望利用信息化、实施ERP来加强自身实力，客观上推动了ERP软件市场的快速发展。不仅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也在积极思考实施ERP，例如一些大型纺织企业如宁波杉杉集团、湖北美尔雅集团、内蒙古鄂尔多斯集团、黑龙江蒙迪集团等都采用了SAP、Oracle等全球领先的ERP产品[41]。2000年和2001年，全国ERP软件销售额分别为5.7亿元和8.7亿元人民币，相较上年分别有32.5%和52.6%的增幅[3]，直观地反映出了这一行业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