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先趣谈科学
中国古代
科学家列传
壹
杨义先 钮心忻 著
人 民 邮 电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科学家列传. 壹 / 杨义先，钮心忻著. --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5
（杨义先趣谈科学）
ISBN 978-7-115-55584-7
Ⅰ. ①中… Ⅱ. ①杨… ②钮… Ⅲ. ①科学家一列传一中国一古代 Ⅳ. ①K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49337号
著 杨义先 钮心忻
责任编辑 刘 朋
责任印制 王 郁 陈 犇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11号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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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张：19.5 2021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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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学家列传》分两册，以章回体的形式，从全新的视角，在天文学、数学、农学、医学、地理学、博物学、物理、化学、技术等领域重现中国古代顶级科学家的风貌。其中，第一册主要涉及天文学、数学、农学和医学，第二册主要涉及地理学、博物学、物理、化学、技术等。本套图书的编写目的不仅是让读者全面了解真实的科学家，而且是想激励相关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立志成为科学家。
与以往大家熟悉的“科学家故事”和“科学家传”不同的是，本套书绝不做任何简单机械的素材堆积，不出现公式、图表等过于专业的内容，而是以时间为轴线，通过科学家们的人生轨迹展现科学发展的里程碑和中国古代科学家成长的环境。本套图书特别注意把握严肃与活泼之间的界限：科学内容务必严谨，而在介绍科学家的生平事迹等方面则尽量活泼，让读者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
伙计，这套《中国古代科学家列传》可不是千篇一律的科学家传哟，更不是堆砌式的科学家故事集！
一方面，本套图书以时间为轴线，按学科进行分类，根据中国古代顶级科学家的成果和整体特色，分别在天文学、数学、医学、农学、地理学、博物学、物理、化学、技术等方面打造一个个生动活泼的里程碑，使读者在穿越历史的过程中仅仅通过阅读这些内容就可以看清中国古代各学科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通过若干具体案例，适时回答一些与科技相关的问题，比如科研的动力从哪里来，科学流派有哪些，科学家的特质是什么，科技进步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化和政策因素会对科技产生什么影响，等等。当然，由于历史资料太少，本套图书实在无法包含某些著名科学家（比如边冈等）。这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上述“轨迹”的清晰度。对此，我们只能表示万分遗憾了，毕竟在科技方面，本套图书属于严肃著作，尽量不采用根据不够充分的传说。
与以往介绍科学家的书籍不同的是，本套图书将更加忠实于历史事实，比如并不回避科学家本人的某些负面内容，但同时尽量略去错误的“科学结论”，以免混淆视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明确意识到：科学家也是人，而不是神；科学家并非高不可攀，人人都有成为科学家的潜力。本套图书采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把评书、相声和喜剧等元素融入其中，一改过去此类图书的呆板模式，把科学家描述成为正常人，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异类和完美无瑕的榜样。我们笔下的科学家都将是普通人能够接近、学习甚至超越的凡人。
有人说科学是这样的一门学问，它能使当代傻瓜超越上代天才，但是本套图书绝不只是想让“当代傻瓜”超越上代天才，而且想让当代天才成为当代科学家，成为被“后代傻瓜”努力超越的天才。所以，我们的重点不在于介绍科学家们都干过什么，而是要深入分析他们是如何干的，有哪些研究方法和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有哪些成功的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以及有哪些失败的教训需要我们吸取，等等。换句话说，如果伽利略的名言“你无法教会别人任何东西，你只能帮助别人发现一些东西”正确的话，那么本套图书其实主要想帮助你发现一些东西。当然，最好能帮助你发现科研成功的共性。
本套图书特别注意把握严肃与活泼之间的界限。在具体的科学内容方面，我们将力求严谨，尽量不介绍过时的和有误的科研成果，如果确有必要涉及这些内容，我们也会予以纠正。在科学家的生平事迹等其他非科学方面，我们将尽量写得活泼、风趣、幽默，让读者可以尽情享受欢乐，在笑声中轻松了解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脉络。
在人物选取方面，本套图书既尊重同类书籍中出现的名单，比如各种版本的“中国古代100位科学家的故事”等，又特别重视历史的连续性，避免留下太长时间的历史空白；否则，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轨迹就会显得不清晰，连贯性就会受到影响。
在介绍中国古代科学家首创的科学成果方面，我们摒弃了以往的许多惯用写法，比如某位中国人发明了某物，而此物又在多少年后才由某位外国人发明，等等。我们希望大家能一视同仁地看待科技界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既不自卑也不自吹，要努力用实力构建我们的自信。别忘了，与全球顶级科学家相比，中国的墨子、张衡、沈括等一点儿也不弱。各位读者朋友，你当然也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墨子、张衡或沈括嘛！伙计加油，我看好你哟！
我们在编写本套图书时争取不引用任何一个公式和图表，而且在介绍相关科技成果时采用严谨的科普语言，以使读者朋友们既能轻松享受阅读的乐趣，又能正确地认识科学。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杨义先 钮心忻
2020年12月于北京
甘 德 石 申 刘 洪 何承天 张子信 刘 焯
李淳风 袁天罡 僧一行 赵友钦 王锡阐
“啪！”惊堂木一响，各位看官，《中国古代科学家列传》开讲！
从哪里说起呢？嘿嘿，当然是天文学嘛！因为从时间上看，我国古代的科学成果最早都扎堆儿于天文观测；更准确地说，主要归功于所谓的占星术或星象学，古人试图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运动来预测吉凶。虽然现在看来星象学压根儿就不靠谱，但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比如，不管是不是开玩笑，当某人的学习成绩特别好时，大家就会说他是“文曲星下凡”。
无论占星术是否灵验，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埃及、印度、中国、希腊以及阿拉伯地区等长期拥有自己的占星术，而且占星术在事实上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科技的发展。早在公元前5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古巴比伦人就已将黄道划分为12个跨度为30度的宫位。到了公元前3世纪，古埃及人借助自己的天文学知识，将其科学和哲学推上了新高峰。在追捧了近2000年后，直至17世纪，人们才终于认定占星术只是一种迷信，从此占星术便与天文学彻底脱钩，分道扬镳了。
在古代中国，由于受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占星术一直颇受重视，但到了明朝戛然而止。原来，叫花子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在多次体验了刘伯温的神机妙算后，担心占星术太诡异，害怕星象学家威胁到自己的皇权，于是下令严禁民间传授占星术，违者问斩！该禁令意外导致了历法的紊乱不堪，农业生产大受影响。这就从反面彰显了占星术的另一个实实在在的应用，那就是天文历法。实际上，若想占星，首先就得观星，即观测各个星体的位置和运动情况。这不但在无意中揭开了天文学发展的序幕，而且启发人类根据天象来计算时间，即编制历法。若想使得历法更准确，除了精细的天文观测外，还需大量的计算，于是这又促进了数学的发展。这便是许多天文学家同时也是数学家的原因。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历来非常重视历法。传说20岁的黄帝在打败蚩尤统一天下后，便下令制定了《黄帝历》，以黄帝的登基之年（公元前2698年）为元年。无论有关黄帝的传说是否可靠，但《黄帝历》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千真万确的，后来的农历和道教历等均始于黄帝纪年，史称开元年或轩辕年。到了夏朝，《黄帝历》又被替换成了《夏历》。虽然《夏历》的细节早已失传，但从一些古籍上大概可知：夏历以月球绕行地球一周为一个月，每月初一为朔日，十五为望日，每月的长度是月相盈亏的平均周期。到了商朝，《夏历》又被替换成了《殷历》，后者是一种阴阳合历，以商朝的公元前1567年（历书《殷历》的成书时间）为纪元，每年分为春秋两季，大月30天，小月29天，闰月置于年末，称为“十三月”。到了周朝，《殷历》再被替换成了《周历》，它以冬季十一月为正月。总之，历法及相应的星象观测不只涉及经济发展，甚至已演变成了帝国象征的政治问题，每次改朝换代后的头等大事之一便是制定新的历法。同时，历法的统一也成了中央集权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果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早已名存实亡，所以，各路诸侯便开始制定自己的历法。比如，鲁国使用了一种阴阳合历《鲁历》。
总之，诸侯割据导致了历法并出，历法并出又导致了星象观测的兴起。于是，一大批有名有姓的天文学家（当然，他们同时也是星象学家、历法专家和数学家）陆续登场了。《晋书·天文志》记载，战国时期，“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各主要诸侯国都设有自己的首席星象学家。他们根据各自的天文观测，运用各自的数学手段，创立各自的星象学说，当然也制定各自的历法。其中，齐国的甘德和魏国的石申（又名石申夫）便是这首批天文学家中的佼佼者，也是本回的两位主角。
为什么直到战国时期中国才出现了首批有名有姓的天文学家呢？因为此前历朝历代的星象学家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巫咸”，别名大巫，意指神巫。有关巫咸的传说很多，有的说他是黄帝时期天宫在人间的事务代理人；有的说他是尧帝时期的巫医，不但能治病，而且法力无边，既能赐人洪福又能“咒树树枯，咒鸟鸟坠”；有的说他是商帝祖乙的宰相；有的说他是甲骨文中出现的那个“咸戊”；有的说他是鼓和筮卜的发明者；等等。无论这些传说是否真实，本回只采信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战国之前中国历朝历代的天文学家们（暂且将他们统称为巫咸）已经知道天上密密麻麻的星点虽然也会像太阳、月亮那样东升西落，但它们彼此之间的相对位置始终不变，故称之为恒星；而且当时已经发现了十余个由许多恒星组成的星座，知道恒星可用来确定方向、季节和时刻等。
黄帝
好了，现在有请巫咸的战国传人、本回的主角甘德和石申闪亮登场。但是，让我们尴尬的场面很快就出现了，而且这样的场面在本书中还会多次出现，那就是不知该如何介绍主人公。因为他们的生卒时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家庭情况不详。总之，为他们撰写传记所需的基本材料几乎都不知道！咋办呢？总不能凭空杜撰吧！更不能因此就放弃写他们的传记吧，哪怕是无米之炊也得硬着头皮做呀！还好，至少这比解决科研难题容易一些，下面我们就来努力做一碗无米之炊，请大家品尝。
其实，甘德和石申是战国时期的两位半仙，他们笃信道教，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其中，甘德也许年长一些，他所服务的君王可能是齐威王或齐宣王。与其他道士一样，甘德和石申的人生目标主要是悟道成仙和长生不老，所以，他们对于诸如青史留名等人间俗事，当然也就不屑一顾了，更没兴趣刻意留下自己的个人信息。就甘德来说，甚至连他到底是哪国人都还存疑。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他是齐国人，而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说他是鲁国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则说他是楚国人。这是咋回事儿呢？经过一番大数据搜索后，我们终于明白了。原来甘德本来是鲁国人，但他在齐国工作，他的天文学成就主要是在齐国取得的。后来鲁国又被楚国吞并了，故又可以说他是楚国人。关于另一主角开封人石申，情况就更夸张了，我们至今甚至连他的准确名字都搞不清楚。人们一会儿说他叫石申父，一会儿说他叫石申夫，一会儿又说他叫石申甫。南北朝以后，他的名字演变成了石申。由于国际月面地名命名委员会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石申环形山”，所以下面我们也用“石申”来称呼这第二位半仙。据说，能与石申同享此等殊荣的中国古代科学家还有另外5位，他们分别是祖冲之、张衡、郭守敬、万户和高均。可见，石申的贡献确实不小。
甘德和石申虽没留下任何俗事信息，但是幸运的是他们留下了各自的星象学成果。石申留下了8卷本的占星著作《天文》，甘德也留下了8卷本的《天文星占》以及《岁星经》《甘氏四七法》等著作。没证据显示甘德和石申曾见过面或知道彼此的存在，毕竟他们分别服务于齐国和魏国，后人却将他俩的天文学成果合并成了一部名叫《甘石星经》的著作，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从此，他俩就成了中国天文学的共同始祖，下面简称为甘石。
据传为甘德、石申著作的《甘石星经》的部分内容
与前面的无米之炊相反，面对甘石留下的众多天文学成果，我们遇到了另一种“米太多之炊”的尴尬场面，那就是到底该如何介绍他们的科学成就。若按常规做法将其成果逐一罗列，那么毫无疑问，读者马上就会跟我们说“拜拜”。下面试着将前面的“无米之炊”和“米太多之炊”融合起来，争取做出一碗“香米之炊”。希望这里对相关成果的介绍能帮助读者了解科研的某些重要技巧和科学家的某些基本素质。
甘石的第一项成果可概括为“巧设坐标，恒星归档”。科学研究的基本技巧之一便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把困难的大问题分解成若干个不太困难的小问题，然后分别将这些小问题逐一解决，从而最终解决那个大问题。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满天星星，如何着手观测，如何发现星体的运行规律呢？这显然是一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大难题！于是，甘石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大事化小”。他们先将浩渺的夜空划分成若干个较小的区块（当时的行话叫“星官”，现在的行话叫“星座”），然后“小事化了”，从某个星座开始“深耕细作”，对该星座中的所有恒星进行仔细观察（这当然不难，不过需要足够的毅力），并认真标记出各个恒星的位置坐标，至少要数清其中恒星的数量。从理论上看，若能标完所有星座中的恒星的位置（当然，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需要若干代人前赴后继），那么就能标完满天恒星；若能在不同的时间点比较同一星座中同一星体的位置坐标，那么就能发现该星体的运行规律。由于天上的恒星实在太多，而且甘石各自划分的星座不相同，他们分别研究的星座也不相同，所以，事实上他俩终生独自标记的恒星竟然没重复。具体来说，甘德测定了146个星座中的511颗恒星，而石申测定了118个星座中的810颗恒星，他们得到了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后来，到了三国时期，当时吴国的“国家天文台台长”陈卓总结了甘石和巫咸所记录的283个星座中的1464颗恒星（其中121颗恒星的位置已被测定）和天区切分法，综合出了一套完整的恒星划分系统。该系统成为中国古代天区划分的标准，一直被沿用到清末。
甘石的第二项成果可以概括为“发现逆行，确定周期”。科学家要想成功，就必须耐得住寂寞，忍得住乏味，且要真心喜欢所做的事情。在这方面，甘石又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想想看，偶尔欣赏一下夜空，无疑是惬意的享受；但若每晚都得死盯着毫无生气的夜空，还得完成看似全无技术含量的重复性记录工作，那该有多无聊呀！其实，早年的巫咸已发现，在天空中除了大量恒星外，还有5颗分别称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的游荡星体（现在人们称之为行星）。这些行星到底是怎么游荡的呢？过去人们都以为它们与太阳和月亮一样，永远只向一个方向运行，但怀着满腔热忱的甘石发现金星和火星在某些特殊的时段会出现逆行现象，其轨迹会形成“勾”形或“己”形，而且行星的运行还有其周期性，比如木星的会合周期是400天，这已非常接近今天测定的398.9天了。
甘石的第三项成果可概括为“细心观察，发现木卫”。细心观察是做好科研的必备条件，否则就不能发现某些非常微小而又很重要的变化。在这方面，甘石仍是好榜样。石申极其细心，他掌握了日食和月食的规律，知道了日食是月亮遮挡太阳所致，还发现了月亮运行速度的细微变化。而甘德的细心程度更是惊人，他竟然在木星旁边发现了一颗以往人们从未记录过的暗红色小星星，并称之为木星的“同盟”（它实际上就是木卫三）。甘德的这一发现到底有多厉害呢？这样说吧，大约2000年后，大名鼎鼎的伽利略才借助高倍望远镜在1610年发现了木星的另一颗卫星—木卫四，从而为否定“地心说”找到了最确凿的证据。换句话说，若西方世界早一点知道甘德的这项成果，也许就不会出现“地心说”，也许布鲁诺就不会被烧死，也许伽利略就不会受到迫害。可惜，现实中没有“也许”！
甘德和石申之后约500年，中国天文学的第二个里程碑式人物终于诞生了。他就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侄子鲁王刘兴的后代，此人姓刘名洪，字元卓，东汉泰山郡蒙阴县（现属山东临沂）人。换句话说，他是诸葛亮的同时代老乡，在夜观天象方面甚至比诸葛亮更牛。关于此兄的生平事迹也基本上是一笔糊涂账。他大约生于公元129年，也许死于赤壁之战后的第二年（即公元210年）。他可能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没准儿既聪慧又勤奋，大概学识很渊博，估计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在这一大堆模棱两可的描述之后，咱们的主人公就“嗖”地一下子度过了童年，越过了青年，在刘备刚刚出生时就逼近了而立之年。为啥这么快呢？唉，没办法，没史料不能瞎编呀！幸好，此后的内容就相对靠谱了。从刘洪作为科学家的角度看，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官员刘洪、数学家刘洪、历法家刘洪和天文学家刘洪。下面就来分别介绍这些不同的刘洪。
首先，看看官员刘洪。作为皇亲国戚，他的就业问题肯定不难解决。实际上，他终生几乎都在做官，但都不是啥大官，毕竟到了东汉的中后期，连皇叔刘备都沦落到卖草鞋的地步，刘洪能有一官半职就已相当不错了。由于历史变迁，再加上刘洪担任过的官职实在太多，所以，除非其官职与科研成果密切相关，否则本回要么略去某些“官历”，要么只直述官名而不加解释。
信史记载，大约公元160年，校尉刘洪被调往京城洛阳担任第一个与科研相关的官职—太史部郎中，主要从事相当烦琐的天文观测工作，比如观测二十四节气时太阳的位置、正午时物体的影长、昼夜的长度等。这些重复性的工作虽没啥技术含量，但刘洪一丝不苟，而且一干就是十余年。更意外的是，他竟从这些无聊的平凡工作中发现了惊奇，让他的老板蔡邕刮目相看。原来，他将这些枯燥的观测数据编制成表格，再用自己擅长的某种数学方法，轻松计算出了当时官方历法《四分历》的某些重要天文量。从此，刘洪的这种方法成了后来中国古代历法的传统内容。当然，与他随后的成就相比，此时的刘洪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而已。
大约在公元174年，刘洪被调离洛阳，出任常山国（今河北元氏）的长史。在此期间，他“清正廉洁”“吏民皆畏敬之”。不过，他一边当官，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数学和天文历算，还给朝廷献上了自己的星体预测著作《七曜术》和《八元术》，引起了汉灵帝的高度重视。可惜，这些著作没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因为它们在预报一次日食时惨遭失败。这也算是刘洪的一次重大科研事故吧。不过，刘洪并未因此而气馁，他继续改进自己的理论（即后来的月动理论）。公元175—177年，他在为父亲守孝期间恶补了数学知识，甚至对以难懂著称的数学名著《九章算术》进行了详细评注。这使得他以通晓算术而知名。在守孝期满后，刘洪被任命为主管财政事务的官员“上计掾”（相当于朝廷的总会计师），从而进入了人生的第二阶段。
其次，再看看数学家刘洪。据说，刚刚上任的总会计师刘洪不巧赶上了一个急活儿，皇帝想马上知道全国各州县的人丁、地亩、赋税等数据。天哪，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须知当时最强大的计算工具是笨拙的算筹。这其实就是一堆小棍子。计算时，会计们将这些小棍子放在桌上不断摆弄，时而横放，时而竖移，挪来挪去，老半天才能算出一个结果；若稍微走神，便会算错，不得不返工。咋办呢？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增加人手。可是，当时会筹算的人本来就不多，而且京城里各行各业的会计都已被全部动员起来了。刘洪自己也昼夜加班加点，但进展仍不理想。眼见皇帝限定的交工日期越来越近了，如果延误工期的话，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情急之下，刘洪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全力以赴，想办法简化筹算过程，以提高运算速度。
凭借自己的超强数学功底，经过连续数日的冥思苦想，刘洪真的创造了人间奇迹。他发明了十余首简化现行筹算过程的新口诀，会计们背熟后大大提高了运算速度，减少了重复性工作。更绝的是，他还发明了现在称为算盘的东西，从而造出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计算器。他指导木匠做了一块类似搓衣板的带槽木板，其中若干纵向的小槽被一根横向的木条分隔成上下两段，槽中放有若干核桃。上段槽中的每个核桃代表5，下段槽中的每个核桃代表1，右起第一个纵槽代表个位数，第二个纵槽代表十位数，第三个纵槽代表百位数，依次类推。更重要的是，从软件上看，刘洪发明了这种算盘的加减乘除运算口诀。与过去的筹算相比，算盘不但操作简单，而且速度大幅提高。终于，刘洪如期完成了皇帝交代的任务。
如今看来，算盘的发明显然意义重大，甚至有人称它为继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刘洪也因此被称为“珠算之父”。出人意料的是，当刘洪将自己的这项高科技发明报告给朝廷时，他竟然被许多“爱国”大臣痛批为“篡改国术”。若非蔡邕力保，刘洪甚至可能被问罪。看来，前老板蔡邕还真是刘洪的贵人呀！公元178年，经蔡邕举荐，刘洪又被调到蔡邕手下，两人一同编撰《东汉律历志》。蔡邕善著文、通音律，刘洪则精通历理、善于计算。二人优势互补，密切合作，很快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由此，刘洪也进入了自己人生的第三阶段。
再次，来看看历法家刘洪。其实，经过“篡改国术”那场虚惊后，从表面上看，已到“知天命”之年的刘洪基本上就只是安心当官了。但实际上，他仍在业余时间里从事天文和历算方面的研究。如果翻看此后刘洪的简历，就会发现他曾担任过的官职非常好玩，简直就像一出过山车式的滑稽剧。公元179年，年已五十的刘洪被任命为谒者，即皇帝身边跑腿的奴仆；不久，他又被安排去当看门人，专守洛阳的12个城门中的正北门。公元184年，刘洪再次被调离京城，出任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东部都尉。也正是在此任内的公元187年左右，刘洪初步完成并向朝廷献上了自己的历法新成果《乾象历》。由于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较高的可靠性，《乾象历》当即被采纳，并取代了东汉《四分历》中的月行术。两年后，汉灵帝特召刘洪回京，要与他共议历法改革之事。受宠若惊的刘洪一接到圣旨就马上离任，急急忙忙赶往京城履新。可是，刚走到半路就“哗”的一声，被猛泼了一盆凉水—汉灵帝驾崩了，紧接着董卓造反了，“三国演义”即将上演了。时局骤变，朝廷哪还有心思考虑啥历法改革哟。于是，当时“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刘洪草草地就近改任山阳郡（今山东金乡）太守。此后十余年，刘洪一边努力料理繁重的政务，一边继续研究、检验、充实、改善《乾象历》，尽可能培养更多的弟子，希望他们能继承并发扬光大自己的天文、历法和数学成就。后来的事实表明，刘洪的这些弟子确实很给力，特别是郑玄、徐岳、杨伟、韩翊等成了著名学者。郑玄和徐岳分别对《乾象历》和珠算的推广起到了关键作用。至此，刘洪的官戏还没完呢。他离任山阳郡太守后，又担任了曲城（今山东掖县）侯相等职。总之，作为一名无所不能的官员，刘洪整体上还是称职的。据说，他赏罚分明，重教化，移风易俗，始终都是既有威望又有政绩的好官。
公元206年，刘洪最后一次审定了他为之付出数十年心力的《乾象历》。可惜，直至公元210年去世时，刘洪也没能看到《乾象历》被朝廷正式颁用。值得欣慰的是，刘洪的心血并未白费。经过他的徒孙阚泽等人的不懈努力，《乾象历》终于被东吴政权正式颁用了，而且一用就是近半个世纪，即从公元232年至公元280年。更重要的是，《乾象历》以其众多创新使中国的传统历法上了一个大台阶，对后世的各种历法产生了重大影响，谱写了中国古代历法史上的光辉篇章。根据《乾象历》计算出的每个朔望月的长度为29天，其误差从以往历法的20多秒骤减到4秒左右。
最后，再来看看天文学家刘洪。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以月动理论为代表的天文学成就才是刘洪的最高学术成就，但谁也说不清这些成就到底是他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取得的。也许他终生都在从事相关研究，在晚年才将它们汇入了《乾象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成果既需要高超的数学推演，又需要长期精细的天文观测。月动理论的第一项成果就是发现了月球不均匀运动的规律。其实，早在刘洪之前500年，石申就发现了月球运动的速度并不均匀；早在刘洪之前100年，更有人进一步发现月球运动的最快点（即今天所称的近地点）的位置让人捉摸不定。而刘洪发现在月球运行的一个周期内，最快点其实是相对稳定的，两个最快点之间的时间间隔为27天（该值与今天的测定值仅相差1分44秒）。此外，他发现在月球的运行轨道上，最快点会沿月球的运行方向匀速前移，每转一圈将前移约3.1度。这些精确的数据在后人计算和验证月球运行的椭圆轨迹时发挥了重大作用。当然，今人在知道了月球的椭圆运行规律后再回过头去理解这些非均匀性时就豁然开朗了。
月动理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发现了白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迹）。此前，人们已经知道了黄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轨迹），而且知道黄道面与赤道面之间有一个23.5度的夹角，还知道月球并不在黄道上运行，它忽南忽北，好像全无规律。所以，人们很难准确预报日食和月食。但刘洪发现月球的运行其实也有一个类似于黄道的白道，并且黄道和白道之间存在6.1度的夹角（该测量值相当精确，只与今天的测量值相差0.62度）。此外，黄道与白道之间的交点也会每天慢慢移动0.054度。从此以后，日食和月食的预测精度就大大提高了。其实，刘洪还差一点就发现了太阳运行的不均匀性，只可惜错失良机，才让300多年后的另一位天文学家张子信得以青史留名。
总之，作为官员的刘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作为历法家的刘洪编制的《乾象历》对中国历法界的影响长达数百年之久；作为数学家的刘洪发明的算盘更是影响中国和东南亚长达上千年，至今仍然能够看见；作为天文学家的刘洪创立的月动理论可以说是献给全人类的一份厚礼，将永远与日月同辉。刘洪的事迹再一次表明：数学家可以不懂天文学，但成功的天文学家必须懂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