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潮起钱塘：中国科技创新进行时
ISBN：978-7-115-68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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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李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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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聚焦杭州“六小龙”集中涌现的现象，探究以本土中小企业为核心力量的创新突围路径。全书避免简单地罗列政策，采用“点（企业）—网（生态）—势（格局）”分析框架，系统揭示杭州构建高密度创新生态的核心机制：将创新生态视为“城市级公共产品”精心培育，推动政府角色向“塑形者”转变；通过制度耐心（政策连续、精准创投）、空间赋能（特色小镇）、大学网络、创业社群与文化等多维协同，培育具有自生长活力的创新网络。本书不仅解答了“为什么是杭州”的问题，更前瞻地探讨了“如何不只是杭州”这一关键命题，旨在为“十五五”期间各城市培育创新沃土、激活内生动力、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
从2024年8月20日《黑神话：悟空》发售，到2025年1月27日DeepSeek成为美国苹果应用商店免费应用下载榜第一名，再到2025年1月28日杭州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在春晚舞台上穿着花棉袄“扭秧歌”，中国震撼世界100多天。
《黑神话：悟空》是一款由中国人制作的3A（高成本、高体量、高质量）游戏。3A游戏是游戏产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潮流动漫艺术与前沿电子信息技术的完美结合，曾是欧、美、日游戏大厂的“禁脔”。《刺客信条》《荒野大镖客》《GTA5》等外国3A游戏风靡世界，令全球玩家趋之若鹜。中国做游戏的企业虽多，却始终无力推出这种具有极高画质和极佳游玩体验的3A大作。而《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填补了此前“中国没有3A游戏”的空白，迅速成为全球现象级爆品。它以中国神话传说为背景，以前沿科技为载体，吸引世界各地玩家探索中国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尚创新的方式走向世界的精品之作。
DeepSeek则更为惊人。人工智能产业是过去数年来全球高科技产业的“顶流”，人工智能技术则被视为带领人类进入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也是中美科技领域竞逐的焦点。为了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美国政府和企业每年在该领域投入数千亿美元，并对华禁售其高端算力芯片。然而，一家新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国小公司——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度求索），依靠中国本土人才，以极低的成本和极短的时间，竟然研发出了比肩美国人工智能大模型ChatGPT的新一代大模型——DeepSeek-R1。
DeepSeek-R1发布于2025年1月20日，仅过了一周，DeepSeek就迅速成为美国苹果应用商店免费应用下载榜第一名。此前，第一名的位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ChatGPT占据。
宇树科技的机器人在机器人领域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此前，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以下简称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是美国科技创新界的“流量明星”，相关视频在各大视频网站上收获了一次又一次的关注。但是，由于在技术换代的过程中反应迟缓，该公司近年来已很难再推出激动人心的新产品。相反，宇树科技的机器人，以及另外一家来自杭州的科技企业——杭州云深处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深处）的机器人后来居上。在实测视频中，这两家公司的机器人爬坡上坎、穿溪越障，如履平地，表现出了高度灵活多变的仿生行动能力。据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GGII）的数据，2023年全球四足机器人市场销量约3.4万台，其中，宇树科技占据了69.75%的销量份额，远超波士顿动力。
惊奇之余，人们发现，开发《黑神话：悟空》的杭州游科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游科）、开发DeepSeek的深度求索以及开发“扭秧歌”机器人的宇树科技，都来自同一座城市——杭州。
人们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杭州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续3次出现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象级产品？
很多人将杭州游科、深度求索、宇树科技、云深处和另外两家杭州科技企业——从事脑机接口技术研发与应用转化的浙江强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脑科技）和从事空间智能建模的杭州群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核科技）合称为杭州“六小龙”，将它们视为杭州在未来科技产业中占据领跑地位的象征。
杭州是浙江省省会、副省级城市，行政级别和GDP都挺高，但并不属于最高的那一批。如果这些现象级产品出现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人们或许还不会特别惊讶。而杭州，在2024年全国城市生产总值排名中只能排到第8位，除了上海、北京、深圳，在它前面的还有重庆、广州、苏州、成都，又有武汉、南京紧随其后。若论人均GDP，杭州在2024年则只能位列10名之外。如此看来，杭州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跟一些行政级别和GDP以外的东西有关。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讨论“为什么是杭州”的热潮。
当前，中国正处于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关键阶段，杭州“六小龙”的火热背后是杭州在数字化转型以及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硬科技领域推动自主创新的瞩目成就。杭州从“电商之都”向“硬核科技策源地”的转型，也代表了中国城市从规模扩张到创新驱动的范式转变。DeepSeek大模型技术突破，更是标志着杭州乃至中国从“应用创新”迈向“底层技术攻坚”的新阶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杭州答卷”应该可以为其他城市提供宝贵的经验。
当然，追问“为什么是杭州”，不是要把杭州捧上天，更不是要把其他城市贬入地。比如，在《黑神话：悟空》发布之后仅几个月，成都一家动漫企业制作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就火遍全国，后来更成为全球影史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在创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品方面，中国并不是只有杭州这一根“独苗”；至于发展高科技未来产业，就更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杭州“六小龙”还很年轻，未来是取得像深圳的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这样的成就，还是被来自其他城市的竞争对手超越，尚未可知。
杭州之所以如此成功，首先因为它是中国的杭州，是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区域竞争机制中诞生出来的佼佼者。杭州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在不断吸取其他城市的经验教训以改善自身。然而，杭州在一些方面也走过弯路，比如前些年过度发展互联网金融、出现大量P2P企业“爆雷”等。
总之，本书的写作目的并不是“造神”。“为什么是杭州”，是“为什么是中国”这个更大的问题的一个观察维度。希望能以观察杭州经验为切入点，为观察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并为中国经济更好地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李晓鹏
2025年6月
要理解“为什么是杭州”，第一个应该记住的“杭州特色”，就是它的民营经济高度发达。
2023年，在中国GDP前十名的城市中，杭州只排第8名，但在民营经济GDP占比中杭州排名第一，在民营经济缴纳住房公积金人数占比中杭州也排名第一。换言之，杭州民营经济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业）都优于中国其他城市，具体如表1-1所示。
而且，跟苏州、深圳这种民营经济GDP占比同样非常高的城市相比，杭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外资企业不多。十大城市中，外资企业缴纳住房公积金人数占比最低的是杭州，仅有3.5%；苏州和深圳的外资企业缴纳住房公积金人数占比非常高，分别为23.0%和21.0%，远超杭州。
这样的对比结果并不是说外资多了不好，也不是说民营经济GDP占比越高就一定越好。它只是客观地反映了杭州经济一个十分醒目的特点，即主要依靠民营经济。
杭州的民营经济不仅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高的特点，还有“强”和“新”两个特点。
2024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数量城市排名中，杭州拥有36家企业，排名第一，超过了深圳和苏州，相关数据如图1-1所示。这个第一名，杭州已经保持了23年。
表1-1 2023年中国GDP前十城市民营经济发展情况排名
论头部企业，深圳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疆）这“四大天王”依然是在各自领域傲视群雄的存在。但即使是其中最年轻的大疆，也是2006年成立的。在前沿未来科技领域，杭州的民营企业站在了潮头。杭州“六小龙”中有5家是2014年以后成立的，其中最年轻的、研发DeepSeek的深度求索成立于2023年7月。杭州的民营企业在人工智能、仿生机器人、脑机接口、空间智能、3A游戏这些新兴领域走在了中国乃至世界前列。在2025年2月17日举行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则是唯一的“90后”，是该座谈会上最年轻的发言代表。这让很多人不禁联想：杭州是不是更能代表中国经济与科技创新的未来？
图1-1 2024年拥有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数量排名前十位城市占据的席位数量（单位：个）
此外，著名的弹幕视频网站哔哩哔哩（B站）也是在杭州创立的，其运营总部后来搬去了上海；网约车平台企业滴滴，则是由北京的滴滴打车和杭州的快的打车合并而成的。可以说，在中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后，杭州就一直在不断孵化具有颠覆性的行业头部企业。
“占比高、企业强、赛道新”是杭州民营经济的三大特点。杭州强大的创新能力，也就一直与民营经济的活跃以及政府善于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密不可分。
民营经济占比高这个特点，并不是杭州主动选择的，而是其城市区位带来的客观结果。杭州的城市区位说来话长——有多长呢？跟大禹治水还有点关系。
《史记》记载，大约4000年前，完成治水工作以后，大禹在浙江会稽山召开庆功大会。各方诸侯齐聚，大禹论功行赏，并商议善后事宜。后来大禹去世，也是葬于会稽山下。
对这件事，近代历史学家一直非常怀疑：司马迁是不是记错了地方？因为从三皇五帝时期一直到大禹时期，人们都主要在黄河流域活动，中华文明的重心也一直在黄河中上游。浙江远离中原，当时还是蛮荒之地。大禹晚年为何不辞劳苦，离开政治中心到东南一隅来召集诸侯？甚至有学者考证，大禹开会所在的会稽山不是今天浙江的会稽山，而是在河南某地，似乎只有这样才说得通。
这个疑惑一直到21世纪才被打消。在会稽山北边仅几十千米的地方——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发现了一座5000多年前的上古巨城。巨城兴盛的时间，比大禹治水的年代还要早上几百年。大禹治水之前，浙江中北部地区就已是繁华昌盛之地，建立起了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区域王权之一。良渚古国在大禹治水前覆灭，东南诸侯向中原政权臣服。大禹携治水之功，大集本地诸侯，宣示中原权威，巩固国家治理，一切顺理成章。
相传大禹当年南下停船上岸的地方，被称为“禹杭”。杭，即方舟之意。杭州的曾用名“余杭”因此得名。
良渚时代，海平面比今天高出许多。5000多年来，随着海平面逐渐下降，其城址也逐渐往东南方向迁移，最终在西湖以东、钱塘江以北形成了杭州。
从良渚到余杭，再到杭州，这是一座几乎与中华文明同岁的城市。整个20世纪，西方学者都在质疑中华文明有5000多年历史的说法。这些质疑的声音，是在良渚古城被发现之后才烟消云散的。
良渚建城的地方，位于钱塘江中游平原。钱塘江是一条独立水系，其入海口跟长江入海口接近但不相通。其流域平原面积不大，附近多山地丘陵，能养活的人口数量有限，这决定了良渚古城的发展上限：偏安一隅发展出一个繁华的区域治理中心，安然自得地过自己的小日子是可以的；若想依托钱塘江流域向北开疆拓土，则基本不可能。
攻不出去，守也不好守。钱塘江中游平原在地理上没有完全封闭，有一部分与太湖平原连接，门户大开。一旦北方大平原地区形成大型军事集团，从长江南下，本地势力断然无法抵抗——这是良渚文明早早消失的关键原因。从古至今，这里便不是兵家必争之地。杭州有5000多年建城史，没有当过军事重镇，主要是抚民兴业的一方治所。这与它北边的邻居、长江边上的历史巨城南京形成鲜明对比。即便南宋定都于临安府（今杭州），其军事防御也主要依赖南京、扬州等长江重镇。长江防线失守，杭州必不可保。元灭南宋、清灭南明时，在杭州发生的战斗都不甚激烈。
杭州具有这种区位特征的好处是，在乱世少遭战祸，很少爆发惨烈的大决战；不利的地方则是在大一统时期不易受国家战略重视、政治地位不高。
新中国成立后，杭州作为一省省会，在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化建设规划中，并没有分到多少好的资源。“一五”计划涉及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浙江省一项也没有承担。1953年，正值国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举国之力发展重工业的关键时刻，杭州制定的第一个内容比较完整、具有一定深度的城市规划方案中，城市性质却是“以游览、休养、文化为主，适当发展轻工业，逐渐建成一个富于艺术性和教育性的风景城市”。1957年，杭州的城市性质调整为“工业的、文化的、风景的城市”。工业地位有所提高，但还是以轻工业和地方自筹自建的工业项目为主。国家给杭州的资源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方面，大的工业建设项目基本没有在杭州布局。这不是因为国家“偏心”，而是因为从浙南一直到福建都是复杂的丘陵地形，铁路公路建设成本高；杭州既沿海又沿江，却无大型海港，加上钱塘江流域纵深不足，没多少腹地可以辐射，做不了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也不利于重型物资运输，难以满足重工业建设的客观需求。
改革开放以后，杭州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很大改变。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转变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先行先试的特区，中央企业大批南下设立分公司，利用特区政策开展对外贸易；从“三来一补”到土地产权改革试点，大量港资、外资涌入，买地建厂建房。深圳的民营经济，是在国家战略资源支持和境外资金大量涌入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深圳现在是一座国企、外企、民营企业发展相对均衡的城市，这种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对它的创新发展有很大帮助。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深圳和杭州都各有9家。但深圳的9家500强企业中，中国电子是央企，招商银行是央企实控企业，万科在2015年之前的大股东一直是央企。而杭州的9家500强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或省属国企，没有央企或央企背景企业。这凸显了这两座明星城市经济结构和发展历程的重大区别。
南方谈话以后，1994年，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通过高层互访，决定设立新加坡工业园，并将其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标志性项目，最后选址苏州，两国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将苏州的发展送上了“快车道”。苏州工业园区常年稳居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排名第一名。苏州工业园区取得成功后，中新两国政府又先后落地广州中新知识城、中新天津生态城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还是没有项目落地杭州。
国家级资源和战略性外资都靠不上，那就只能靠本土本乡的民营企业了。所以我们才说，杭州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把实现城市兴盛的关键因素定位在吸引人才创新创业、改善营商环境层面。这不是杭州主动做出的选择，而是区位特点“迫使”其做出的抉择。甚至在民营企业发展方面，杭州也有点“后知后觉”，一度落在了温州、台州等地后边。21世纪以前，杭州经济的发展在新中国的经济版图中，一直都不算亮眼，甚至有些落后。
前杭州市市长仇保兴回忆说：“1999年，我在杭州当市长，与上海以及周边城市竞争。当时上海市市长是徐匡迪，他告诉我说：‘保兴，我是杭州人，所以我要提醒你，我们上海建立3个中心，以后到杭州只要半个小时，到时候杭州的企业家跑到上海，杭州的技术跑到上海，杭州就会变成空城、鬼城。’”
迫在眉睫的危机感让当时的杭州市领导班子坐不住了。新的世纪，杭州不能再守着风景和文化过悠闲日子、给上海当后花园，杭州的经济产业必须有所发展。
2001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了一篇深度剖析杭州战略优劣势的市长讲话——《杭州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杭州自身发展的六大限制，包括：一是没有宁波、大连等地的天然良港，杭州没有发展港口经济的优势；二是不像苏州那样有一个新加坡工业园区，已经在吸引外资方面丧失了先机；三是没有温州、台州、绍兴等地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优势；四是没有大上海作为全国经济、金融、商贸三大中心的优势来集聚全国大企业；五是没有深圳、苏州土地辽阔、区位条件优越的优势，杭州的土地资源非常稀缺，要引进占地较大的工业项目受限很大；六是没有北方大城市环境容量大，可设立大型化工、炼油等工业基地的优势。
分析杭州的短板之后，该文章又阐述了杭州的六大优势，包括：一是科技人才数量多；二是宜居的环境优势；三是休闲旅游的优势；四是吸引未来人才求知就学的优势；五是地处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靠近中国的消费中心，紧邻中国消费品市场的制高点；六是传统产业较为发达，加工工业门类较为齐全。这六大优势都与人有关，杭州如果没有全新的发展战略，不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仍采用常规的发展思路，就可能沦为一般的打工者聚集地，发展就会停滞。因此，杭州的全部希望就在于实施人力资本密集型发展战略，而且必须实施适应未来发展的、再造杭州新优势的人力资本密集型发展战略。
围绕此战略，仇保兴提出了4个措施，即“游在杭州、住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始终把人才放在核心位置考虑，通过人居环境的整治优化，提升城市品位，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
下面是仇保兴对徐匡迪“空城警告”的回应，每一点都在立足于杭州相对于上海有什么优势。他说：
“我们不跟上海全面PK，也没有这个本领，但是我们在4个方面跟上海有PK能力。
“第一是旅游比上海厉害。
“第二是住在杭州。你看我们杭州当时每年评比最好的小区和最差的小区，最差的小区评比出来以后到最好的小区去学习，大街小巷都在整治，住在杭州成了品牌，不少上海人也选择到杭州来住。
“第三是学在杭州。当时杭州只有30万名大学生，后来我们几乎白送给浙江大学5000亩土地，把浙江大学发展起来。然后又建了3个大学城（注：下沙、滨江、小和山），当时我们的目标是吸引100万名大学生，而且一个航空母舰带领很多舢板。现在杭州已经拥有超过100万名大学生，我们在这方面比上海做得好。
“最后一个是创业在杭州。我们当时规划了15个孵化器，然后马云就来了。马云当时创业失败，到上海没人理，到杭州后就在居民楼里创业。当时工商局局长跟我说：‘市长，来了一帮年轻人，在居民楼里创业。’我说创业无定所，在什么地方创业都行，硅谷有的公司最早就在车库里面创业。”
成功的城市发展战略，一定要和城市的核心优势密切结合。杭州不仅要凸显对上海的比较优势，还要找到与温州、台州、义乌等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周边地区的差异，走出一条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民营经济创新创业道路。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是很“草根”的。难以进入体制，或者体制内干得不如意的人才会去创业。杭州著名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和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都因为家庭贫困辍学，被迫早早走上自谋生计的道路。第一代企业家创业时期，他们进入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不高。民营经济几乎是在越边缘化的地区就越能够“野蛮生长”，温州、义乌这些三面环山的地区，家家户户开店开厂，这些地区就成了民营经济“圣地”。杭州没有体现出其作为省会城市、千年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
到了世纪之交，改革开放已有20来年，在先富群体的示范作用下，创业不再是被动选择，而成为一件颇有诱惑力的事。第二代民营企业家的学历水平明显提升，不少人懂外语甚至有留学经历，善于利用国外的投资、技术和管理模式来经营企业。互联网三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是第二代民营企业的代表。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是阳泉市高考状元、留美硕士；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是本科学历，毕业后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任英文及国际贸易讲师，英语水平很高；腾讯创始人马化腾也是本科学历。民营经济也经历了从“游击队”到“正规军”的转变。
民营经济的“正规军”时代，杭州的人才优势、环境优势、历史文化优势、省会地位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阿里巴巴出现在杭州，有其必然因素。唯有杭州，以省会资源为浙江无数中小企业提供互联网展示、销售服务，市场广阔；拥有浙江大学等众多高等院校，技术人才供给充足；作为副省级城市、风景宜人的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让高级人才待得住；邻近上海，金融、管理、法律等现代服务获取方便。关键要素齐备的条件下，阿里巴巴于1999年创立，淘宝网于2003年创立，杭州市人民政府也恰逢其时地把“创业在杭州”作为杭州城市发展的关键思路，企业家和政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杭州经济终于一飞冲天，杭州在民营经济第二轮发展大潮中走到了全国城市前列。
阿里巴巴成功后，变身成为一个巨大的创业孵化器——用阿里巴巴卖货的、为阿里巴巴服务的、拿阿里巴巴投资的、从阿里巴巴出走的——整个杭州都充满了互联网创业的氛围。杭州市人民政府顺应潮流，全力推动互联网经济发展。杭州的互联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除“BAT”之外的另一个互联网“小巨头”网易把半个总部从广州搬了过来，B站、快的打车应运而生。正是在此过程中，杭州市各级政府慢慢摸索学习，建设“服务型政府”，全面改善城市营商环境，掌握了孵化创新型科技企业的要诀。也正是在此过程中，民营经济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第三代民营企业家应运而生。
第三代民营企业家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前辈已为他们准备好了一切：创业的体制机制基本完善，创业所需的其他各种要素也十分充裕。他们可以从小就怀揣着“创业、致富、改变世界”的梦想，接受良好的教育，在学校期间就开始为创业做准备——名校就读、专业热门、竞赛获奖、论文发表都是加分项。一毕业，甚至还没有毕业，他们就拿着技术方案或者商业策划书去参加各种创业大赛或者投资路演，跟孵化器代表和投资人沟通，拿到一笔投资后，入驻免费或接近免费的办公场所，仅凭一腔热血就开始创业。每前进一步，都会有新的投资以及与其相对应的管理、财税、法律、市场营销、供应链等相关服务在前面等着他们，“推着”企业一直成长为独角兽企业（成立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未上市的企业）或者成功上市。
在这个时代，创新和创业本身已经成了一种可批量生产的产品。整体经济体系在如流水线一般地制造着新的创新型企业和企业家。
肯定会有人不喜欢“流水线”这样的说法，因为它听上去有损创新创业的“神圣感”或者“传奇色彩”。所以此处还需要补充两点。首先，颠覆性的创新仍然可能在这条“流水线”之外出现，只是概率非常小。其次，“流水线”只是把以前需要一个企业家或企业家团队所做的创新，分散到了各个环节之中——把市场洞察和战略判断交给投资人，把企业管理构架交给咨询公司，创业者只需要集中全部精力想办法创造出新的商业服务模式或科技创意产品即可。它的本质是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创新过程，并让企业家将自身的创新潜力发挥到最大。“流水线”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一个产业链条、一种经济生态。总之，创新创业不再是企业家个人的奋斗，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持续产出。
“服务型政府”或者说政府的服务，是这条“流水线”上十分重要的一环。城市的文化底蕴、风土人情、风物环境、基础设施也和政府的服务一起，进入了创新创业的生态之中。杭州能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与这种生态的打造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