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中国制造：民族复兴的澎湃力量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制造：民族复兴的澎湃力量/曾纯著.--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10
ISBN 978-7-115-60076-9
Ⅰ.①中… Ⅱ.①曾… Ⅲ.①制造工业—工业史—研究—中国 Ⅳ.①F4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71168号
◆ 著 曾纯
责任编辑 张立科 杨凌
责任印制 李东 焦志炜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11号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s://www.ptpress.com.cn
北京富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20×960 1/16
印张：20 2022年10月第1版
字数：294千字 202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99.00元
读者服务热线：（010）81055552 印装质量热线：（010）81055316
反盗版热线：（010）81055315
本书史论结合，以生动史实切入，系统回顾了中国制造的复兴历程，并将中国制造置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洞察中国制造的发展趋势，剖析中国制造复兴的内在成因及其演进逻辑，透视中国制造的精神内核，探究中国制造乃至全球制造业兴衰成败的一般规律。这是一本旨在讲好中国制造故事、建立民族工业文化自信、凝聚实现民族复兴澎湃力量的“大众精神读物”。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中国制造复兴之路”用翔实的例证全景式地描绘了中国制造是如何走上复兴之路的，概述中国制造在近现代不同时期（探索期、奠基期、崛起期和由大求强期）的演进历程，探究中国制造复兴的深层根源，展现大国工业崛起的荣光。下篇“中国制造能力修炼”细致考证了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实现制造强国梦的基本能力所在，从不同角度翻检影响中国制造演进的产业政策取向、重大创新实践、根植韧性、人力结构和民族工业文化等因素，全方位探索中国制造如何才能实现持续成功，并展望中国制造强国梦的美好未来图景。
本书可为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相关企事业单位管理者及从事政策制定、管理决策和咨询研究的人员提供深入的思考借鉴，也可作为大中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通识教育的参考资料，还可为关注国家发展和中国制造复兴历程的广大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主任
苗圩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原副组长
副主任
单忠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付保宗 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工业室主任
李晓华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际产业研究室主任
陈芳 高级记者，新华社国内部科技采访室主任
高宁 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2011年，当得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的消息时，我请工信部下属的赛迪研究院考证中国之前是什么时候把这一位置丢掉的。仔细查找历史资料后，他们反馈是在1850年前后，英国曾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19世纪末，美国又超过英国，其后把持第一制造大国地位长达一百多年，直到2010年中国制造业重新崛起。当然，中国制造业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继续高歌猛进，占全球制造业比重从2010年的18.9%攀升到2021年的近30%。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复兴征途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回想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史，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深重危机，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中华民族积贫积弱，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百般凌辱和剥削压迫，甚至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取，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领全国人民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强大的国防，也没有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要求。我们应该努力开发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制度红利”、基于高素质劳动者的“新人口红利”、基于创新驱动的“新资源红利”，以及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全球化红利”，掀起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高潮。
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将隆重召开，这是我们党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为了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向党的二十大献礼，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计划出版《中国制造：民族复兴的澎湃力量》一书，我觉得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本书以流畅的语言、生动的史实、朴实的评论回顾了中国制造复兴之路的来龙去脉，展现了中国人民在艰难困苦、贫穷落后的条件下向着工业现代化奋进的可歌可泣的动人历程，描绘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儿女建设制造强国史诗般的创造性活动。这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凝聚民族精神、提升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具体体现。
其次，这本书把中国制造置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进行观察和分析，客观判断中国制造目前在全球市场的定位及其转型升级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剖析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推进路径和演进逻辑，有助于理解党中央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有助于理解将创新作为第一动力、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内涵，有助于认识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必要性。
最后，这本书不但讲述了中国制造在过去和现在是如何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获得成功的，还阐释了中国制造未来继续获得成功的能力基础所在。中国制造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背后却始终隐藏着强大的生命韧性和适应柔性。中国制造抓住了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机遇，人尽其才，勠力同心，通过苦练内功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通过创新实践不断进步，在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下，不断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步伐，成为构筑中国力量、创造中国价值的一个精彩样本。
我在工信部部长任上时，曾经推动过一个关于制造强国建设的出版项目，认识了本书作者曾纯同志，他是该项目的主笔，后来他把写作成果打印成书稿交给我，我通读书稿后提了一些意见，并与他进行了沟通交流，建议他修改完善后再出版。我转任政协职务后，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交流，他坦率表达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曾纯同志勤于思考，历史功底扎实，有较丰富的产业媒体传播经验，是讲述中国制造故事的合适人选。经过多轮修改，本书面貌一新。
“路不行不到，事不为不成”，个人如此，国家亦复如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倍加珍惜取得的伟大成果，总结发扬好宝贵经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更加奋进的姿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制造强国建设进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是为序。
2022年9月9日
光绪二十年除夕
，因甲午大东沟海战失利而退守威海卫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意外收到经游弋在邻近海域的英国军舰塞万号辗转送达的一封书信，那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写给他的劝降书。信中声言，“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又说，“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史载丁军门阅信后怒火中烧，过后又颇为感慨，如鲠在喉，遂将此信转呈中堂李鸿章，附上誓言：“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李鸿章见信亦黯然神伤。仅仅数周后，刘公岛即告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弹尽粮绝的丁汝昌服毒自尽，慷慨一死，尽忠殉国。
一个外夷军酋，隔岸观火，对旧中国的积弊指出“墨守常经，不通变”，开出“去旧谋新”的药方，怎不让一心改良图变、痴迷洋务的李中堂唏嘘再三？怎不让戎马一生、献身北洋海防的丁军门义愤填膺？一百多年后的现代中国人重读这段历史，又何尝不是感慨系之？
类似的悲怆时刻，此后还曾在中华大地上一再上演，宣告了近代中国先进之士“去旧谋新”大规模探索不可避免的失败结局，中华民族厄运未止。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倾全力操办的“去旧谋新”洋务运动，其核心内容就是大力开办以机器制造业为主的实业，虽说在甲午战争的炮火中，中国因为技不如人，一败涂地，但洋务运动还是留下了工业救国的微弱火种。事实上，自18世纪以降，制造业一直是国际竞争的主战场，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曾描述道：“英国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似乎他们就是地球的主人；而美国人则在地球上来来往往，似乎根本不在乎地球谁属。”说到底，他们浑不吝的底气来自船坚炮利的工业实力，更可以追溯到他们领全球工业革命风气之先的历史事实。
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机器制造业是舶来品。尽管在工业革命之前，在手工业时代，中国一直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制造业，但其毕竟与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不可同日而语。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封闭的国门，将我泱泱大国推入苦难深重的重重危机中煎熬，拉入世界大潮里浮沉。无数中华仁人志士开始积极探索谋变图强、救国复兴之道。李鸿章在清同治年间就敏锐提出，“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眼光不可谓不独到。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清末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尽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诸多领域存在认知上的严重分歧，但普遍认同融入世界大趋势、走工业化道路是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著名状元实业家张謇曾主张“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明确提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可见实现工业化成为中华有识之士的共同夙愿。蒙受了百般屈辱的中华民族，为了求存图强，主动追求工业化并经受了其漫漫征程中的严峻考验。
令世人瞩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长期衰败的局面被成功扭转，我们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稳定和独立，创造了推进工业化的有利社会条件，从而真正踏上了大规模工业化的征途，奠定了民族复兴伟大转折的基础。尤其是近40多年来，中国工业化速度陡然加快，到2010年经济总量已跃升为世界第二，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位置。无数仁人志士经过逾一个半世纪的不懈努力，终将一个以农业为本的泱泱大国，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从洋货遍地到成为世界制造中心，风风雨雨，渡过数不清的劫波，中国终于在经济实力上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回顾历史，以辉煌的手工业闻名于世的古老中国，在浑浑噩噩中错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阳光普照。明清时期生发的工商业萌芽，在贫瘠的土壤中顽强求生，历经数百年的风雨，终究改变不了孱弱的基因。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倾心洋务，官办制造局热闹红火的成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灰飞烟灭。胡雪岩、乔致庸另辟蹊径，徽商、晋商民营模式的精妙别致依然湮灭于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历史宿命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处处见烟囱”为典型表征的大机器工业化才真正借由国家机器的威力得以广泛实施；待改革开放政策确立，经济特区兴起，中国正式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进入全球产业体系，中国制造终于真正紧随世界潮流，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才日渐缩小，现代工业体系才得以建立和完善，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也才拥有了今日的世界工业大国地位。
中国制造筚路蓝缕，奋起直追，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一赶超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坎坷。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中国凭借坚定的改革开放战略和灵活的市场化手段化解了困局。21世纪初，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的新一轮全球化成就了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崛起，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成为新经济、新产业时代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难以回避的共同课题。近年来，日益显著的经济逆全球化、碳减排的要求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泛滥，给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中国制造业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现代科技高歌猛进，新科技革命引发了新一轮制造业革命，而制造业转型升级则带来了产业的全面变革，此起彼伏，蔚成世界大潮。这种潮流，是任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止的。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下，对于先前坚信不疑的问题答案、无从采纳的方法路径以及畏缩难行的决策判断，现在都必须一改旧观了，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勇敢前行，中国制造进入了新的攻坚阶段。
中国制造是中国经济的根基和灵魂，中华儿女如何在艰难困苦、贫穷落后的条件下向着工业现代化奋进，如何谱写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动人长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描绘新蓝图、制定新战略、踏上新征程，如何实现中国制造史诗般的创造性活动，中国制造的能力修炼过程中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中国制造怎样才能在未来与时俱进延续成功轨迹……这些无疑都是发人深思且饶有兴味的探讨主题。“中国制造”，既是充满魅力的缅怀故事，也是处于进行时态的恢宏话题，又是畅想未来的展望对象——它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不是一种均质客体对象，也不是一类线性演进过程；它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中华仁人志士耗尽心血不懈奋斗取得的成果体现，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改良、革命和改革成果以及全球化进程中通过不断试错积累起来的民族自强经验的物化体现，也是全民总动员脱贫奔富的巨大人力、物力投入的现实载体。它是细致、精微、讲究的创新实践活动，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物质财富创造能量的大爆发。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名头，经由中国制造的大规模消费品出口而占领了全球市场，表明中国制造在产品层面上已经获得了全世界的青睐。中国制造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后发生的规模效应也在持续发酵。但迄今为止，中国制造的相对优势仍主要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中低端，为世界市场提供大量高性价比、中低附加值产品仍是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的主要作用。随着各种生产要素、环保要求等客观条件的变化，这将是难以为继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正在探索提升自身在全球技术创新体系中地位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借助大国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引进、吸收全球先进技术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利用发达国家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另一方面，积极打造自身的开放式创新和高科技研发能力，目标是让中国制造全方位比肩制造强国，在制造业组织管理、产业发展战略、高科技研发和全球供应链建设等方面为世界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为中国经济的持续进步提供源源不绝的动能。中国制造构成了“中国梦”的主要内容，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经济崛起是现代世界的现象级事件，改变了全球经济面貌，而中国制造的异军突起则是中国经济大厦的强固根基。本书主要以宏观经济意义上的“中国制造”为分析对象，因而基本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中国制造”“中国工业”“中国工业化”这几个概念，并不刻意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别，目的是基于中国制造的演进历程，探讨中国制造演进的驱动力量和底层逻辑，回溯中国制造是从哪里出发的，又是如何演进到今天的，同时展望中国制造将走向何方。这既是对具有重大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课题的尝试性解答，也是中华儿女家国情怀诉求的一种特别表述。
本书遵循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框架，不对单独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研究，而着重通过各种现象的交互作用来观察整体变化及其影响。全书强调运用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等角度的全景交互方式，探究中国制造复兴这一社会重大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特征；史论结合，回顾中国制造业的前世今生；叙写中国在手工业时代的长期辉煌、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大幅沦落以及在西方列强凌压下孱弱而顽强的生存状态；感受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起步的速度和激情，回味重新回到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位置的艰辛与喜悦；总结中国工业化历程各阶段的经验教训，剖析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推进路径和演进逻辑，洞察制造业在中国这个体量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位和发展趋势，展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未来图景，同时探究中国制造业乃至全球制造业兴衰成败的一般规律。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中国制造复兴之路”以史为主，论从史出，包括五章内容，重点概述从洋务运动直至今日中国制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进历程，阐发与中国社会、政治、传统文化等诸多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造业发展动力机制，揭示中国制造的内在矛盾，探究中国制造崛起的深层根源，简析国家兴盛系于制造业发展水平、制造业直接关乎国运的基本判断。基于近代以来中国制造自身演进的历史逻辑这一分期标准，书中各历史时期分别对应中国制造的探索期、奠基期、崛起期和由大求强期。下篇“中国制造能力修炼”以论为主，佐以史实，也包括五章内容。第六至第九章分别从创新优化中国制造、民族制造的创造时空、中国制造的人力金字塔以及中国制造的反脆弱性等不同角度，翻检影响中国制造演进的产业政策取向、重大创新实践、经受重大事件考验时的适应能力、人力结构的发展趋势、民族工业文化和制造精神等诸多因素，全方位解读中国制造的能力修炼功夫。第十章把中国制造置于新制造坐标系中，解释中国制造强国建设中长期规划蓝图及其实现路径，展望中国制造强国梦的美好未来。
中国梦的内涵、外延不断拓展，成为凝聚人心的“最大公约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只会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风险考验，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
未来几十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创造了奇迹的中国制造，也一定会一如既往地攻坚克难、一往无前，成为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独步世界，直到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天朝上国”迷梦。西方列强挟近代工业文明的强大威势，凭借船坚炮利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各种各样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面对接踵而至的内战外乱，举国先进人士形成共识：求存图强乃是最重要的时代主题。他们把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于实现工业强国梦想。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延绵不绝。1840年之前，在中国人心目中，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体制本身就是文明的标志。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却将天朝闭关锁国背景下自以为是的泡沫彻底击破。在西方列强的武力胁迫下，清政府被迫妥协，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中华民族备受屈辱，但因国土广袤、幅员辽阔等才免于沦为完全殖民地。在此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积极探索求存图强的破局之道。
虎门销烟后，英国并未放弃鸦片贸易，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倾销鸦片。为了釜底抽薪，林则徐致函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吁请销毁出自当时英属印度的鸦片。其时他不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更有十足的经济和文化底气。在他眼中，“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而中国产品对于外邦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
于是，他直言不讳地给英国人下了最后通牒：“尔等海外蛮夷气焰日张，竟敢辱慢我大清帝国。不从速‘洗心革面’，改弦易辙，更待何时？尔等若能俯仰天朝，诚心归顺，或可洗清旧日罪孽。”
口气如此之大，显然根本没把那远在天边的大不列颠帝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当时，林则徐绝无可能意识到，他挑战的目标、大清即将交手的对象，不再是汗牛充栋的史籍中不绝如缕、贪图中华富贵的外邦蛮夷，而是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整过程的世界第一强国；他更不会想到，他所服膺的“天朝上国”即将沉沦，一步步沦为任西方列强随意凌辱的“东亚病夫”，跌入劫难重重的深渊。
我们现在仍能从林则徐通牒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大清帝国的强烈自信甚至倨傲气息，不过那些词句却是当时有识之士之共识、众望之所归。其中展现的天下观和数千年来祖祖辈辈代代相传的观念几无二致：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延绵不绝，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中国始终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始终是人类文明的代表；即使偶尔出现强大的竞争对手甚至外来征服者，他们也总会以各种方式吸收中华文明，最终心甘情愿地接受同化。这样的观念，早已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刻进历代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
“天朝上国”之所以让世人钦慕、万国敬仰，主要原因自然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现实中的青铜饕餮，从百家争鸣到儒释道和平共处，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到汉唐盛世，从《孙子兵法》到科举取士，从丝绸之路到万里茶道，从冶铁铸剑到发明火药，从造纸技术到活字印刷，从指南针的应用到郑和七下西洋，从贞观之治到康乾盛世……物华天宝，无不佐证着中华民族的无穷智慧和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
随手翻开《西游记》，你会看到，无论唐僧师徒出现在域外何方，他们“上国高僧”的身份标签总是让该国民众青眼有加，对于外邦来说，中国就是传说，中国就是神话。
马可·波罗来自繁华的意大利，他辗转万里抵达中国，是见多识广的知名旅行家，就是他也对中国城市的繁华景象惊叹连连、念念不忘，有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由他口述记录下来的《马可·波罗游记》，留下了他对中国的各种详细描述，如远比他的故乡威尼斯先进的中国元代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也记载了当时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琳琅满目的商品对一位外邦旅行家的精神冲击，让中世纪以来不同时代的西方读者对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美妙图景心驰神往。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对来自中国的知识如饥似渴，他给朋友写信说，他准备在自己的房门上挂块牌子，上书“中国知识中心”。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国乃是“中央之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体制是文明的化身，巨大中华与臣服中国文化、向中国纳贡的“蕞尔小国”共同构成了世界的自然秩序。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采用数字分析的科学方法进行“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研究，量化比较世界各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出跨越时空的国际经济比较成果，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窥探中国两千年来量化的具体国际经济地位。
安格斯·麦迪森所著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版）》一书中的量化结果显示，公元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然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6.2%，仅次于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格局延续了一千多年。1500年，中国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由于农业社会生产效率低下，人口数量、可耕地面积及永久种植地面积成了决定一个国家经济总量的关键要素。尽管印度国土面积小于中国，但其可耕地面积及永久种植地面积却超过了中国，且18世纪前印度的人口总数绝大多数时期都多于中国的人口总数。
1840年之前，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一直保持在20%以上。1820年，这一比例达到高点（32.9%），远超欧洲国家的总和。之后占比开始下滑，1840年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为29.2%，不过中国仍保持着世界第一的位置，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让位给勃兴的美国。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版）》，《世界经济千年史》（均为安格斯·麦迪森著）。
安格斯·麦迪森用数字表明，1840年之前，中国经济就代表着农耕文明的荣光及其所能达到的高度。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长期占据着数一数二的位置，尽管其一直奉行“重本抑末”的政策，视工业制造为“奇技淫巧”，但以手工业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制造业仍是大机器制造业产生之前的工业主流，与农耕领域一样都属世界翘楚，令外来者叹为观止。
中国历代匠师和手工艺人，凭借智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数千年来在发明创造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古代中国曾被称为“丝国”“瓷国”“漆国”，这显示出在外邦眼中其物质文化创造所达致的高度成就。
工业生产离不开工艺（制造）技术，而各种工业品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制造出来的。中华民族在工艺技术上的创造和发明，例如缫丝、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瓷器，是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中国远古时代的制陶工艺，夏、商的青铜冶炼和制造技术、制曲酿酒技术，隋、唐的灌钢技术和火药发明，宋、明的造船技术，明、清的瓷器制造和丝绸纺织技术，都代表了历代中华物质文化创造的极高成就。
元代《王祯农书》中图文并茂地记载，“车纺工多日百觔，更凭水力捷如神。世间麻苎乡中地，好就临流置此轮”，描写的正是中国的水力动力棉纺织业，该技术领先西方不可以道里计。黄道婆革新手摇脚踏式轧棉机、三锭脚踏纺车以及脚踏织布机，创造出一整套“擀、弹、纺、织”工具，而且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成一套“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的织造技术，比西方国家先进数百年。
《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船队人数超过二万七千八百，郑和大号宝船长达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注：约合长151.18米、宽61.6米，1丈约为3.33米），共六十二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船分四层，可容纳千人。船上九桅可挂十二张帆，锚重数千斤（注：1斤为0.5千克），须动用二百水手才能启航。郑和船队由多种不同类型、不同大小、不同用途的船只组成，包括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载货、作战、居住各司其职。相比之下，90年后绕过好望角的葡萄牙达·伽马船队只有四艘小型船，共计170多名水手。可见当时西欧的科技水平、制造能力和社会组织程度完全无法望中华文明之项背。
现存于北京大钟寺的“永乐大钟”，就是铸造于明朝永乐年间、现存最大的青铜钟。大约46.5吨的钟身内外铸满了佛教经文和咒语，总计230184个字，文字精美，排列有序，毫发无遗。大钟采用地坑造型表面陶范的泥范法，一铸而成，庞大的钟体上竟没有发现一个“沙孔”，铸造工艺非常高超，现代工艺尚不能将其完全复制重现。
在中华民族的众多发明创造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还是“四大发明”。马克思对其中三项做过高度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全球工业文明从0到1的飞跃中，是古代中国人提供了撬动地球的“支点”。
发达的手工业也带来了专门论述工艺制造技术的著作，如先秦的《考工记》、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以及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这些著作保存了中国历代工艺制造技术的宝贵资料。
上述种种，都是1840年之前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的底气之本，他们的自信、自尊乃至自傲，其来有自。
问题在于，既然古代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那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这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有解吗？经济实力长期盘踞世界巅峰的千年帝国，何以在1840年发生了历史性的大翻转？一场外夷以武力犯边的局部战争，何以成为中国人百年梦魇的肇始和心中永远的痛呢？
从纪年来看，1840年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年份，清道光二十年，农历庚子鼠年，所谓的“康乾盛世”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当时的道光皇帝虽资质平平，但勤于政务，力行节俭，整顿吏治，整厘盐政，开放海运，平定张格尔叛乱，支持严禁鸦片：虽算不上明主，但亦非昏君。林则徐更是充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道德理想的民族英雄，遭贬后又以全新态度“睁眼看世界”，成为促进西学东渐、传播西方文化的先驱。
1840年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其深层原因何在？苍茫中国大地，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下，究竟潜伏着怎样巨大的危机呢？这类研究汗牛充栋，本书只从全球工业化大趋势的角度解析一二。
闭关锁国的中国，根本没有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着多么巨大的本质性变化。史无前例的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位于西欧的英国，进而辐射到欧洲诸国。中国完全错过了工业革命，不知不觉间埋下了落后挨打的最大祸根。
1840年，只是中华民族潜伏危机的暴露时间，而中国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远在此之前。
建立于古希腊文明基础之上的欧洲文明，在阿基米德、欧几里得等科学家提出的人类最早的“理论”科学思想的哺育下，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从航海大发现到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经济力的发展曲线在欧洲陡然向上翘起，犹如飞机离开跑道开始升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工业化”首先在欧洲这个舞台上展现。英国是全球的工业化先驱，大约比欧洲大陆早半个世纪就开始了改天换地的工业化进程。
从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英国在海外征战中所向披靡，大发战争“横财”，积聚起大量财富，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帝国，这为其工业化提供了物质保障。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英国王室统领的半国有大型企业，则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棉花供应链和贸易网络。
当然，机器工业的发生还必须有工业和技术本身所包含的更为内在的要素作为必要条件，如自然科学的发展、工业技术人才的准备、国内统一市场的创建和国际市场的开拓等，各种要素相互作用，产生了工业组织、制造技巧、设备工艺及生产实践知识的革命。
在科学大师哥白尼、伽利略之后，英伦三岛上的大英帝国也诞生了划时代的科技巨匠——牛顿、瓦特和达尔文等。17世纪80年代，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经典物理学的理论体系由此诞生，其对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牛顿还与德国的莱布尼茨分别独立发现了微积分方法，使得人类从此获得了计算变化率的方法。而力学、热力学、化学和微积分的新进展，有力地支撑了英国工业化的起步。
按照《资本论》的说法，工具机是工业革命的起点，“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走锭精纺机陆续在英国问世，为了给纺纱机提供动力，瓦特改良的划时代的蒸汽机横空出世。从此，世界的走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工业化的道路开始展现在全世界面前。
纺织工业带动了机器工业在若干行业的全面发展。纺织工业的发展首先需要蒸汽机，因而机械制造工业发展起来；机器的制造又需要优质钢材，钢铁工业随之启动；而炼钢当然离不开煤炭和采矿、冶炼，矿冶也必须紧紧跟上；然后，大量采煤需要大量挖掘工具，大量机器制造需要能够规模化生产零部件和大量车床，而所有这些都涉及大量初级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运销，铁路、公路、运河和造船业也随之发达起来；大量铺设铁路轨道需要规模化炼铁、炼钢：最终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循环，工业革命遂在英国蓬勃展开。
工业化起步于英国，并逐渐传到欧洲大陆各国，终成燎原之势。
工业革命创造了大大高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劳动生产率，这种力量非同小可且无法抗拒，对旧世界产生了摧枯拉朽的影响，正是这股不可阻挡的汹涌大潮彻底改变了英国。
注：1990年国际元（International Dollar）是麦迪森以1990年美元为基准水平，采用购买力平价和国际多边比较的方法，创造出的用来衡量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单位，简称国际元。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安格斯·麦迪森著）。
从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分析数据中同样可以看到，与中国经济的停滞不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经济的发展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突飞猛进。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全国人口的52%，铁产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煤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棉布产量则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安格斯·麦迪森著）。
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让英国有实力对抗整个世界。为了开辟更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并基于自身利益塑造全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同时彻底扭转长期对华贸易逆差，这个“日不落帝国”把目光瞄向了亚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古老中国，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比中国更理想的目标市场了。
1840年，故步自封的大清帝国第一次与生机勃勃、野性十足的大英帝国在战场上过招，便左支右绌，顾此失彼，在劫难逃了。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大清的“红夷大炮”（明代后期的舶来品，曾是17世纪最好的火炮之一，算是“天朝不宝远物”规则的一个例外）和捍卫王朝尊严的斗志，在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英军以蒸汽为动力的复仇女神号铁甲战舰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肆无忌惮地展示着新兴工业体系支撑下毫无悬念的碾压性军事优势。
这场在爆发之前结果就已注定的战争，是两种不同维度的文明——先进的工业文明与落后的农业文明之间的一次世纪大碰撞，它的一个正面意义是把中国的有识之士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唤醒，让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探索在中国建立机器大生产方式的可行性，从思想意识上迈出让中国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
晚清“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非魏源莫属，他受林则徐委托编纂的《海国图志》强烈震撼了当时的中国和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源把鸦片战争的战败归因于器械不精、所守非地、所用非人，以及缺乏“伐谋”和“伐交”。基于这样的认识，魏源提出中国应该以自保为前提，伺机反击，战则需要训练水师，调集夷狄之仇敌相攻，并学习夷狄之长技——水师和火器来击败他们。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最为典型地代表了当时中国开明人士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赶超西方的理性要求，是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路径的最早探索。
魏源写到，“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器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他号召“以甲兵止甲兵”，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火器等，使国家富强起来。他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他对昧于世界大事、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线予以犀利批判。正如梁启超所评论的，“《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作为近代中国要求发展新工业的思想先驱，魏源名副其实。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步步紧逼，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清王朝内外交困。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制造和科学技术、积极兴办洋务的一批官僚崛起，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他们直面“此中国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形成了所谓的“洋务派”。洋务派继承并实践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通过所掌握的地方权力优先发展军工，同时也发展了若干民用工业，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要求发展近代工业，主张“以商立国”“先富而后强”，工商为先，“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惨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了“定为工国”的工业化主张。康有为认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梁启超则直言“机器固为富国第一义”。
进入20世纪后，张謇的棉铁主义、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都是中国有识之士在探索工业化道路上的宝贵思想结晶。
史学家分析，中国近代工业发轫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90载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官营军工时期，1862-1877年。
第二时期：官督商办时期，1878-1894年。
第三时期：外人兴业时期，1895-1902年。
第四时期：政府提倡时期，1903-1913年。
第五时期：民营进展时期，1914-1925年。
第六时期：官民合作时期，1926-1933年。
第七时期：工业衰落时期，1934-1949年。
这几十年中国内忧外患，国力孱弱，无力抵抗外族入侵，丧失了大批领土和许多主权。尽管如此，现代制造业还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扎下根来，破土而出，艰难生长。
官营军工时期 该时期从清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这一时期军事工业勃兴，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清兵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得到了西方枪炮兵轮的支持，二是朝廷对两次鸦片战争受西方人武器侵凌之苦刻骨铭心。清室中兴诸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目睹了西方兵器在战争中的巨大杀伤力，遂竭力提倡发展军用工业。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首创洋炮局，为中国近代工业之滥觞。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制造总局（江南造船厂前身），次年左宗棠设福州船政局，再次年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造船所，1877年丁宝桢设四川机器局（后改名为四川兵工厂）。这一时期，朝野上下关注制造商品的民用工业者寥寥无几。这一时期所兴办的兵工厂均由政府拨款创办。
官督商办时期 该时期从清光绪四年（1878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1878年，左宗棠兴办兰州织呢局，奠定了中国商品工业的第一块基石，这也是近代纺织工业的先声。同年，美商旗昌洋行在上海创办旗昌丝厂，是中国新式缫丝工业的先导。还是这一年，李鸿章派郑观应等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12年后终于部分开工。1885年前后，无锡商人祝大椿开设立源昌商号，经营煤铁五金商业，开创了新式民营工业的先河。1891年，李鸿章在上海创设伦章造纸局，同年张之洞设立湖北织布局，1894-1989年间续设纺纱、缫丝、制麻三局。1893年，盛宣怀在上海督办华盛纺织总厂。这一时期，日用品制造业日渐兴起，其中纺织业最引人注目。其间工业大多为官办，继因经营不佳，逐渐改为官督商办，间或有纯粹由商人自办的企业，但为数不多。
外人兴业时期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缔结，外国人开始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一时间外商工厂纷起，如英国的怡和、老公茂，美国的鸿源，德国的瑞记等纱厂相继在上海设立。继纺织业而起的是面粉业，如上海德商的增裕、哈尔滨俄商的满洲第一面粉公司。此外，外商还先后在各通商口岸设立了造船、机器、榨油等各类工厂。这一时期，外商势力日益强大，而国人不愿放弃办厂权利，集股开厂者也越来越多，如苏州的苏纶、无锡的业勤、宁波的通久源等纱厂接踵兴办，实业救国之谈风起云涌。
政府提倡时期 自《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终于醒悟：只是发展军工、一味练兵并不足恃，拯救国难非得振兴工商业不可，遂于1903年设立商部，大力倡导发展工商业。因美国排斥华工，国人抵制美货、提倡国货之心日益激奋，于是1903年天津设直隶工艺总局，1905年北京设“京师劝工陈列所”，各省开设高等实业学堂，厘定奖励章程，不遗余力地推进工商业的发展，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1910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别开生面。此时，中国近代工业如棉纱、面粉、缫丝等均已确立基础，像毛织、火柴、水泥、造纸、印刷、电气、卷烟、机器、造船、玻璃、榨油、制糖等民生日用品制造业也在这十年间初具规模。这一时期，政府产生了工业化的彻底觉悟，国民也有了广泛的深切猛醒，收回外人控制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朝野上下都有振作中国经济的呼声和精神。这是中国工业化“百年破局”中难得的一段精进期。
民营进展时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商品来源断绝，次年国人又因“二十一条”的苛刻要求强烈抵制日货，因此国内市场基本为华商所独占。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经济受到重创，不仅无法将产品运销远东，反而需要进口大量日货，因此中国市场上洋货竞争更少。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引发了抵制日货的高潮，使得日货也难以在中国市场上立足。这样的环境给予了国内商家发展工商业的良机，新厂设立得越来越多。以棉纺织业为例，1914年全国拥有100多万纱锭，1925年这一数字增至400万以上，11年的时间增加了近3倍。同时，1925年的“五卅惨案”激起公愤，提倡国货之声再度高入云霄，国内工业也再度获得发展良机。这一时期属于民营工业的兴盛期。
官民合作时期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8年设立工商部，负责发展工商各业，修订相关法规，推行举办展览会，设立国货银行、商场，不一而足。据记录，参加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的工厂达4000多家。此后又兴办国营工业，整顿私营工业，进行工业统计和注册，尤其是裁撤厘卡、实行关税自主，大大促进了国内工业的发展。只是自1929年起，工业普遍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过总体而言仍在继续发展。
工业衰落时期 1933年后中国工业渐趋衰落，“九一八”事变使国内工业丧失了东北三省的广大市场，而“一·二八”事变又影响了东南部的市场。国民政府内的有识之士，如钱昌照、翁文灏等，力促成立资源委员会，作为对日备战的机构，仿效苏联、德国制定重工业三年计划。1936年，资源委员会正式开始工业建设，一年多时间创立了21个工矿单位，分设于各个内地省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全面践踏神州大地，本就脆弱的中国民族工业遭到进一步摧毁，工业化进程大大延缓，落入山穷水尽的境地。1945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为抵御强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统计，仅工业方面的损失就达31亿美元（1945年币值）。抗战胜利后，工业新投资甚少，复工率有限，通货膨胀剧烈。
在中国先贤们进行工业化思想实验的同时，东南沿海等相对发达的地区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了各式各样的现场实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一实验期居然漫长到超过百年，经历艰难的探索过程后，中国才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业发展正确途径。
1929年5月4日，上海《生活周刊》发表了题为《十问未来之中国》的文章，提出了十个问题，向未来的中国发问，在风雨飘摇的中国大地上引发了强烈反响。
文章的作者以“醉梦人”为笔名，他痛心疾首地设问：
1.吾国之军权何时归一，分散之军阀何时湮灭？
2.军人治政之权何时尽除，吾国之行政权何时统于中央？
3.三十四国治外法权何时可废，吾国之司法何时自主？
4.由北洋至宁府，元首概为军界强人，吾国何时诞生文人执政？
5.吾国何时举行真正之代议选举，何时举行真正之国民普选？
6.吾国何时可稻产自丰、谷产自足，不忧饥馑？
7.吾国何时可自产水笔、灯罩、自行表、人工车等物什，供国人生存之需？
8.吾国何时可产巨量之钢铁、枪炮、舰船，供给吾国之边防军？
9.吾国何时可行义务之初级教育、兴十万之中级学堂、育百万之高级学子？
10.吾国何时可参与寰宇诸强国之角逐，拓势力于境外、通贸易以取利、输文明而和外人？
作者写道：“吾举十问，实不知其答案。私以为，能实现十之五六者，则国家幸甚，国人幸甚！”
文章刊出后，《生活周刊》共收到了4000多份读者答卷，对于未来中国十问最后的解决，持乐观态度的读者占15%，持悲观态度的读者占35%，其余读者的态度无明显倾向。
这沉重的十个问题，展现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面衰败的境况。在鸦片战争爆发近90年之后，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60余年之后，自产水笔、灯罩、手表、自行车等居然还是中国人心中的工业理想目标，大规模的钢铁和军工制造更是奢望。中国的自强、求富之路依然迷雾重重。
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探索改造中国之道，倡“行易知难”说，曾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发展设计过包罗万象、异想天开的宏伟计划。
1918-1919年间，孙中山写成《实业计划》，原稿为英文，题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后由朱执信、廖仲恺等译为中文，作为《建国方略》的第二部分——“物质建设”。《实业计划》规模宏伟，是孙中山为实现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构想的蓝图。
这一宏伟的建设计划由六大计划组成，第一次把经济建设放到首位，第一次提出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思想，体现了孙中山对中国工农业、交通等实现现代化的庞大构想——修建约16万公里长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长约161万公里的公路网；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大力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力、电力事业；开辟全新的北方、东方、南方三大世界级水平的商用港口；修建三峡大坝，“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发展新的钢铁冶炼、矿业与企业。他还主张个人经营与国家经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并为之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例如改革税制、统一货币，排除各级官吏的种种压制；等等。
促使孙中山提出如此庞大的实业设想的外因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他看来，西方列强在“一战”期间开足马力生产，造成战后工业生产力与庞大金融资本的过剩，而中国可以消费战争生产剩余之大半，尤其可以利用美国的生产剩余。1920年，美国《独立周报》全文刊出孙中山的《中国人之直言》，文中明确提到：“美国的资本家们与中国人联合，共同开发中国的实业，合作的基础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上，美国资本家当可获得应得的利益，但非过度的报酬……”
然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从来就未能获得美国的承认与支持，何况他领导的革命自开始即与列强在华利益所依附的保守安定的需求相抵触，因而孙中山靠借助外援启动宏伟建设蓝图的计划最终不了了之。无疾而终，是可想而知的必然结局。1919年3月，孙中山将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的副本送交美国商业部与英国内阁，浑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
1920年前后的中华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加起来也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3%～5%，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化起飞所需的财政资金无从筹措，几乎可以说缺乏施行孙中山宏伟建设计划的任何条件，这是其《实业计划》胎死腹中的内因。
在一个没有实现民族解放，国家主权、金融主权、海关主权和贸易自主权近乎沦丧的国度，《实业计划》这样的恢宏蓝图，充其量只能是高瞻远瞩的革命先行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纸上谈兵。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制造业迈着自信而迟缓的步伐进入19世纪后，走过了一条由表面上兴旺发达转而暴露出本质上衰退落后的下降曲线。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突破了传统中国的闭关封海禁令，英国以武力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威力展示在国人面前，映衬出中国传统工业毫无招架之功的苍老无力。
为了“自强”“求富”，洋务派开办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的大机器生产和企业管理，揭开了中国新式工业的序幕。尽管过程极其曲折，且以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北洋舰队最终还是在甲午战争中灰飞烟灭，但洋务运动对国人进行了机器文明的启蒙教育，培养了最早的新式工业技术人才，首开兴办民族工业的风气，摸索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甲午战争后，中国掀起了一个“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的近代化工业建设小高潮，私营企业得到初步发展。政府开始颁布法令保护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设立农工商部，一反历代政府打击和抑制工商业的“重本抑末”政策取向，这成为中国工业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第一批工业法典由此产生，开始注重新工业技术的推广和利用。据统计，1911年，中国工业经济中，新工业与传统工业的比例上升到了1∶7.6。辛亥革命后，新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私营工业发展的政策，私人资本的投资环境得到了初步改善，市场进一步扩大。北洋政府采取自由主义的工业经济政策，国家对工业的干涉甚少，从而激发了私营工业资本的活力，整个中国的工业呈现自由竞争、全面发展的局面。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内工业发展的新经济政策，重视基础工业的建设，但由于国际环境剧烈动荡，新工业发展一波三折。而后，日本的全面入侵打断了中国独立自主发展民族工业的势头，在战祸横流、干戈纷扰的民族生存危机时期，工业生产再也没能得到全面、正常的发展。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全面抗战时期，在国际交通线几乎全部被切断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了工业生产，由前期的调查研究转入重工业建设，兴建了包括煤矿、石油矿、铁矿、铜矿、铅锌矿、锡矿、金矿、炼钢厂、炼铜厂、钨铁厂、机器制造厂、电工器材厂、无线电机设备制造厂、电瓷制造厂、水力发电厂等在内的厂矿企业。这些厂矿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青海等省，为支撑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总体而言，历经百年沧桑，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的。从能够找到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1894-1948年，产业资本在全部资本额中的比重由10.7%上升到46%，增加了约35个百分点；1920-1949年，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4.9%上升到17.0%，增加了约12个百分点。不过，若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业化水平，尚未达到西方国家工业化刚刚起步时的水平。
内忧外患，局面残破；工业希望，亟待破局。以今天的眼光看，百年破局，数代人艰苦奋斗留下的直接的物质性工业遗产也许并不足道，但难以计数的仁人志士探索民族生存、自强求富现实途径的精神和努力，却给后来人留下了莫大的启示与激励。近代工业化百年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也给后人诸多教益。
旧中国政府软弱无能，政局动荡不定，外侮内乱，军阀混战，日本侵略，战火频仍，缺乏安定的投资环境，使得工业化失去了稳步发展的前提条件。缺乏权威的软弱政府也不具备动员社会力量以保证工业化建设所需资本和资源供给的能力，无法有效地为工业化战略的实现保驾护航。近代中国缺乏产权制度，难有技术创新，技术上完全依赖外国。此外，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旧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是以国家资本工业化为中坚力量带动私人资本工业化的发展，前者对后者的限制和排挤，使得旧中国工业长期处于停滞格局或缓慢发展的状态，无法调动社会力量，因此旧中国难以实现工业化。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表明，西方近代制度对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只有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制度，实现民族独立，才有可能具备工业化所需的必要前提条件。
振兴中国经济、复兴中华文明的希望，历史性地寄托在了1949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