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悟时刻:设计大师访谈录

978-7-115-34416-8
作者: 【美】David Calvin Laufer
译者: 杨煜泳朱红云
编辑: 赵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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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书作者在设计领域有着丰富的阅历,采访内容从大家都关心的简单问题到深层次的对话。本书对商业和文化创意扮演的角色提供了非凡的见解。本书通过超过50个真实案例提取出了12个关键概念,极具启发性和参考价值。

图书摘要

顿悟时刻 设计大师访谈录
【美】David Calvin Laufer 著

杨煜泳 朱红云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顿悟时刻:设计大师访谈录/(美)劳弗(Laufer,D.C.)著;杨煜泳,朱红云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3

ISBN 978-7-115-34416-8

Ⅰ.①顿… Ⅱ.①劳…②杨…③朱… Ⅲ.①设计师—访问记—世界 Ⅳ.①K8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0027号

版权声明

Dialogues with Creative Legends

Aha Moments in a Designer's Career

ISBN:9780321885647

Copyright©2013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New Rider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美国 New Riders 出版公司授权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对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著 [美]David Calvin Laufer

译 杨煜泳 朱红云

责任编辑 赵轩

责任印制 张佳莹 焦志炜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11号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固安县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20×960 1/16

印张:15.25

字数:291千字  2015年3月第1版

印数:1-4000册  2015年3月河北第1次印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8617号

定价:45.00元

读者服务热线:(010)81055410 印装质量热线:(010)81055316

反盗版热线:(010)81055315

内容提要

David Laufer 是一位资深设计师,在其二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曾与众多创意领袖共事,与他们面对面地深入交流,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极具价值的观点与见解。

在本书中,我们将站在这些创意传奇人物的肩膀上,来审视许多问题的根源,比如,“当代设计实践者以及商业同行身上有哪些东西值得学习?”“是什么因素维系着前辈设计师与年轻设计师?”“怎样才能获得师从创意大师的机会?”“卓越设计的本质是什么?”“设计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等。

中国的设计学生以及不同经验的设计师都可以在本书中得到启发,对职业生涯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

其他

献给Craig Brian

Eric Dieter

Scott Calvin Dieter

Richard Saul Wurman 序:设计你的生活

Richard Saul Wurman(1935-),著名的平面设计师,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传奇和影响力。Wurman出生在费城,后来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他提出了术语“信息架构”(Information Architecture),并是这个领域的先驱实践者。Wurman还是TED演讲的发起者,并撰写了83本著作(数量仍在增加)。他最著名的著作包括具有开创性意义的《Information Anxiety》(1988,第1版,2000年修订);《Understanding Healthcare》(2004),以及他的半个人自传《Understanding Change & the Change in Understanding》(2009)。Wurman是美国建筑师协会(1976)会员;入选了纽约艺术指导俱乐部名人堂(2003),并且 是AIGA奖章获得者(2004)。他是未来设计学会的高级会员,并且在2012年获得了库珀-休伊博物馆设计终生成就奖。Wurman被授予了三个名誉博士称号,两个格拉汉姆奖学金,以及许多美国艺术基金会的奖项。

假如我将14万个单词扔到地上,并将这些单词与一两个句子联系起来,我们不会把它称为字典。在一本字典或者百科全书中,你可以找到世界中的各种信息,而这与它的组织方式息息相关。

这种将信息进行结构化处理的能力是平面设计师、信息架构师以及信息设计师所必备的。

进入信息时代已经超过20年了,然而,这个时代是否真的产生信息了?

这并不是设计师们所定义的年代,因为设计师和其他人一样,也使用计算机,也会做出漂亮的饼图——以数以百万计的颜色,3D形式,爆炸和浮动效果,以及酷炫的背景——但这些表面形式使得信息更难以让人理解。显然,这种华丽的效果会受到其他平面设计师和只在意外观的客户们的称赞。设计师们知道,让东西更漂亮才是未来的潮流。

我们继续追捧着华丽物件的创造者,并邀请他们在大型设计论坛中发言。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成了这些设计师的粉丝,而设计师成名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让设计难以理解,他们做出了独特的,而不是好的设计。

然而,在设计领域的出现了一群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充满激情,他们被称为信息架构师。他们专注于信息,将其化繁为简,并在纸张、电子媒介以及一些非同寻常的展览中创作他们的作品。这些人把握现在,并且主导未来。

前些天,我前往旧金山一个关于大数据的经济学家会议做专题演讲。当我驾车进入这个城市时,我看到三个不同的标志中都包括了“创新”(innovation)这个单词。其中一个是“创新城市”。突然间我意识到,这个已经变得卑微、滥用的单词已失去了它的意义。

二十多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头疼的问题,即人们可以用多少种方式来组织信息。在纠结了所有能够想到的选项后,我最终只想到了五个。现在,我努力尝试想出一个方法,让人们可以进行创新,并让这个已经滥用、公然泛化以及用于一个营销策略而变得毫无意义的词语恢复其含义。这五个方法是:加法(addition)、需求(need)、反义(opposites)、减法(subtraction)以及顿悟(epiphany),合起来就是,一个鼻子(A NOSE),我觉 得这很有趣,因为我在思考问题时会挠我的鼻子。

由于我只是应邀写一个序言,因此我不会对所有事情逐一解释。我敢肯定,这本书的读者很快就会找到每一类例子。减法,在设计和建筑领域的包豪斯运动就深深聚焦于减法、简约主义以及清晰的传达,其中的实例就是 Paul Klee的设计课程以及他的著作《The Thinking Eye》和《The Nature of Nature》。

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发起TED演讲的时候,我就提出了减法的概念:减少同一个主题的演讲者,减少讲台,减少座椅,减少台上的陈词滥调,减少长篇大论,我删减了所有难以令我感兴趣的东西。相反,TED演讲以晚餐派对的简单形式,实现了对技术、娱乐以及设计的聚焦。

最近,我创办了WWW会议,并减少了我能够减少的最后两样东西:时间和展示。这样的会议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倒退,因为在2500年前雅典的一个没有扩音器或者电力的小型竞技场中,这种会议形式就出现了。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或其他别的什么人在观众面前聊天。这就是“对话”。

类似的,David Laufer 所著的这本书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退步,这是一本与过去四十年间的平面设计师们的访谈集。他们中有些人非常知名,有些内敛低调,有些人充满魅力,有些人尖酸刻薄,但他们全部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故事,并且他们都谈论到了对于设计的激情。

我认为,这本书将 Victor Papanek 作为第一个访谈对象很有意思。当我 25岁在北卡罗莱纳州大学开始第一份教师工作时我就见过他,没过多久,他就因为其尖酸刻薄的性格而被解雇了。虽然如此,但那些面对着人生交叉路口的设计师永远欣赏他。在路口左边有一个标志写着“看上去不错”,其下面的标志写着“此路通向回报和奖项”;路口右边的一个标志写着“做得好”,其下面有一个标志写着“做好设计”。左边岔路的诱惑每天都伴随着平面设计师、工业设计师以及建筑师,它是我们的天敌。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强调为你指明方向的导师以及启导(mentoring)的重要性。我的妻子曾经被许多睿智的人所深刻地影响——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人;那些通过创作而唤醒我好奇心和兴趣的人。事实上,启导是学习基石,无论它是明确的还是暗示的。不是模仿风格,不是训诫,也不是重复别人的作品,仅仅站在好作品面前就已经足够了。

——Richard Saul Wurman

前言

能够与中国的读者们来分享一些“顿悟时刻”——这些推动设计事业向前发展的特殊的灵感和洞察——让我感到十分荣幸和激动。由于这些对话最早是以英文出版的,从纽约到雅加达的设计师和读者们已经开始讲述他们自己的顿悟时刻。在他们的故事中出现了两种基本的模式:首先,设计要跨越不同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世界各地的创意设计师们面临的这些挑战是一样的;第二,设计是关于揭示事物本质的,因此它不需要任何翻译。它是一种通用的语言,而同时依然能表达其原创者或原创团体的文化根源。设计是一种包容性语言,这个观点被广泛认同:它具备触动、感动和团结具有不同背景的人群的潜力。

我希望这本书中的理念会加速各地年青一代设计师的成长。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好的设计、创新的思维和敏锐的文化感知力。设计师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能获得如此多的声誉、影响力与机会。

对于很多从事创作的人来说,天赋首先是通过体验大师们的杰作,以及提出“谁创作了这些作品?我怎样学习这种语言”的问题来唤醒的。

随着天赋不断发展,一系列更深刻的问题被提出来:

• 我的天赋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否够格?

• 我怎样找到并联系上那些需要我的能力的人?

• 我如何获得别人的关注,获取经验,以及与外界取得联系?

• 我的天赋能否让世界变得更好?

• 当我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时我应如何支持我自己?

这本书中的对话和人物具有特定的地点和时间,但这些疑惑和顿悟——可能在人类文明的开端便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些问题和答案会多种多样,因为每一种天赋都是独特的,它们必定会被每一代新的思想家和实践家提出并解决。

当我开始问下述这些额外的问题时,我的研究开始出现成果:

• 我需要从当代的设计实践者以及他们的商业同行身上学习什么?

• 是什么不变的元素将新一代的视觉设计师与他们之前的大师相联系?

• 我怎样才能获得师从那些创作了激动人心的作品的大师的机会?

• 设计——这个包含着语言但是超越了语言;这个既传递信息又同时能够满足我们对美好、幽默、秩序以及愉悦的渴望的东西——它的本质是什么?

• 设计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些关于创造力、指导、自我发现,以及相互依赖的问题驱动着这本书中的采访。我在毫无先见之明的情况下着手提问——并且常常提出了错误的问题。有一些被采访者是设计界和商业界的传奇人物;其他一些相对没那么出名,但教会了我许多额外的事情。我保留了许多采访,只聚焦于那些帮助我通过我自己绝对不可能发现的方式,增强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的受访者,不论他们的专业地位或知名度如何。

环境

20世纪的后半段,伴随着商业、教育和科技方面的快速发展,在音乐和视觉文化方面出现了大爆炸式的变革与革新。

这个时期也是平面设计走向成熟的时期。在设计行业的大家庭中,出现了女性领袖人物。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我在大学平面设计课上看到有一半的同学都是女性,但大学中著名设计师的系列讲座仍被称为“Men with Ideas”。在 1950~2000年,快速发展的传播媒介为设计师提供了许多新工具,好几代非凡的创意人才将这些工具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带来了铺天盖地的、大胆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暴风雨般的视觉环境。随着千禧年的结束,数字革命改变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设计行业。

技术与历史背景

从本书访谈开始以来的这段时期,很多关于平面设计的实践都发生了变化。我尽可能避免谈及历史或者技术,因为对于职业发展来说,更重要的是与时效性无关的心理和社会因素。然而,对于技术和历史背景的快速回顾会使你对访谈的内容更容易理解。

在20世纪60年代末,大部分平面设计是由艺术家用媒体工具创作出来的:蜡笔、水粉、纸、还有模拟摄影。设计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片底片复制出来的影像,如果你着急赶作品,则可以直接用纸来“复印照片”(photostats),这在设计中被大量使用。墨水笔作为一种基本的素描工具流行了一二十年。同样被广泛使用的还有拼贴画,这是一项对技巧要求很高并且需要收藏大量旧杂志的技术。作品完成后,就可以拍照、付印,或者拍成影片在电视台播放。很多现在通过因特网进行的交易,当时是通过专人或者专业的信使来传递的。当复印机进入到人们的日常工作中后,改变了许多设计和绘制插画的技术。而彩色复印当时还处在起步阶段,随着它越来越可靠,也迅速被人们所接受。

平面设计师的作品集在那时(现在也一样)对于创作生涯的早期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个专业的作品集通常包含打样、杂志的撕样,以及设计品的照片,等等。在那之前,早期的作品集包括手绘、学习资料,以及大部分以手工制作的设计原型。大多数学生和年轻的专业人士通过 35mm 幻灯片来记录他们的作品集,但主要作为备份,作品集才是第一手资料。

由于设计工作以人为核心的本质,一个年轻专业人士的作品集会强调手工技巧。绘图、书法、对水颜料的熟练运用,以及仅仅通过一支铅笔来实现对排版空间和姿态的呈现能力,是一个设计师的压箱底儿。我认识的一位教授,Ed Fisher, Jr,经常跟我重复他四十多年对学生设计师的告诫:“快速表达是设计师的救赎”。另一位教授,Herbert Olds 说:“我之所以画画,是因为这是了解我自己想法的最快办法”。我相信,无论工具和技巧怎样变化,他们两个人的话永远都不会错。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排字印刷经历了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字体定位机(Typositor)的短暂露面(一个奇异的、一半是工作站、一半是暗房的装置)使得排版人员得到解放,给予了平面设计极大的自由。它同样降低了引入新字体的成本,从花费几万美元来铸造字体,变为花费几千美元就可以完成 Typositor字体。一个疯狂的排版变革——以及剽窃——随之而来。Herb Lubalin 的 Avant Garde字体(有许多连字和紧密的字距)是一个在早期唤醒设计师们充分利用自由的例子。一波又一波新技术(机电、摄影、光学以及数字技术)的出现,引起了变革的浪潮,最终,每个电脑用户都可以轻松地完成排版工作。

在我开始本书中的访谈之后的20年,传真机和自动柜员机才出现。电话是固定的——不能移动——尽管大部分城市中电话亭已经不少了。那时候没有全球定位系统GPS——人们要么去问路,要么自己看地图。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机械应答机器开始取代了人工应答服务。我在1977年购买了我的第一台自动应答机,它花费了我几个星期的工资,而且有15磅重!

因特网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使得新人的作品更易被发现。然而,交互和社会媒体同样使得与创意领袖进行交流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雇主可以查看所有面试者的资料,并只留下很少一部分人继续面试。由于这个原因,我希望这本书帮助年轻设计师们运用创造力,接触到他们的偶像,并寻求指导。我希望这种面对面的指导能够继续保持下去,这对于雇用设计师是很有必要的。按照Ruedi Rüegg的话说:“我雇的是人,而不是作品集”。

关于这些访谈

这本书的写作跨越了大约40年。我一开始并没有写书的意图,所以很多访谈是以笔记的方式记录的,并在后来进行了整理。尽管我在书中将这些内容以现在式时态的对话形式来呈现,但真的不能逐字逐句地对它们进行再现。其中一部分,例如与老板、导师和客户交流的部分,是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中的所有对话为基础总结而来的。其他的,例如在匹兹堡的讲座以及对著名设计师的访谈,则来自于事后不久所作的笔记。

我有幸见到或服务于许多一流的创意和商业领袖,但他们没有出现在本书中。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建议不好,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创造力或者领导力不够强,而我要为你来提供最简洁和最有启迪作用的访谈精粹,而不是一本大全。

我一直以来都真实地传达实际沟通的内容,并在提供情景及连续性的叙述中给予读者们直接的第一手经验。首先,本书要传递的是由这些导师们的见解所带来的累积效应及联系——顿悟时刻。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已经把我所写的内容发给这些受访者以获得他们的同意。有许多人在叙述中并不是受访者,但他们是形成某个观点的必要角色。有个别起到了支撑角色作用的人我没能联系到他们,或者我遗忘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为此,我为他们取了虚构的名字。他们是:Dan Small、Jonathan Green、Walter Papillion、John Wright、Squire和Jimmy Saronsen。

路径与目标

平面设计的最基本目标仍然是与精度、力量和技巧的沟通。展现一个作品集的目标同样也是亘古不变的。对于面试官而言,这个目标是去评估这些年轻人才的创造性技能、经验以及品格。对于应聘者而言,目标是给人留下印象、提问与学习,并找到一个获得工作的机会。从更大的意义上讲,面试官的角色是去洞察该年轻人才,并帮助他们茁壮成长。

对于那些必须通过展现自身艺术水准来谋生的年轻人才而言,我所提供的这些故事并不是一个用于效仿的模板,而更像是一种鼓励。展现创意成果对于某些人来说也许很可怕或极难逾越。求职者的面试常常包含着错误、语塞,以及令人尴尬的失礼,并且不得不面对一些粗鲁、麻木、不真诚、专横或者给人误导的面试官。我希望本书中的内容能帮助求职者保持他们的风度,对意外的好运气保持警惕,并摆脱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假如这本书不能够传授其他内容,那么至少让读者明白,大多数面试官都有过相同的经历,即使他们不能为你提供就业机会,他们也会对你有所帮助。

我收到了很多来自于设计师们的宝贵评论,有一些批评,但更多的是鼓励。最后,我非常庆幸能有这个机会,传递这些来自于创意人士及商业领袖的见解。

——David Calvin Laufer

2014年5月于美国亚特兰大

第一章 创意导师

在童年时,我的家乡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有一位 A.Reynolds Morse先生,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Salvador Pali(萨瓦尔多·达利,西班牙画家,后文简称为“达利”)的忠实赞助者之一。他的家和工厂都被不断增加的达利绘画作品挤满了,而Morse先生将这些作品向公众开放。我的母亲对达利并不热衷,但是一些偶然的机会却培养了我在艺术方面的兴趣(后来,Morse将收藏捐献出来,并在佛罗里达建立了达利博物馆)。

17 岁时,我看到了第一期《Avant Garde》杂志的广告,其中包含了一段对达利的采访,我便花了几周派送报纸所挣来的钱买下了这本杂志。

杂志里面对达利采访的的内容也还算有趣,但更让人兴奋的是这本书引人入胜的页面布局却非常引人入胜!尽管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正是Herb Lubalin的作品。与这个人见面的那一刻便引导我开启了一段奇妙之旅。此刻,我知道,我看到了一个种创意型的工作——平面设计——这是一种全新的,纯美术无法实现的设计方式,令人兴奋不已。

《Avant Garde》杂志中既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也有著名平面设计师的作品,它们形成了意想不到的对比,并令我对这两种创造性工作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达利作品的意象纯粹来源于自己的想象力,具有启发性,传达了没有文字或者解释的想法。更确切地说,它给予观众对一个新想法的起点,而让他或她从那里开启新的旅程。该杂志从广泛的艺术和文化中收集素材,并让它们变得激动人心、易于理解,以及时髦别致。并且,有人在创作它的过程中得到报酬!

于是我开始尝试去为定义他们:艺术家(有时)可以制作出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并从中得到丰厚报酬,但也可能一无所获;设计师能获得稳定的薪水(有时候),但他们(有时候)只能在客户所要求的主题上做文章。艺术激发想象力(对某些人,而对其他人激发厌恶);设计则实现推广和传达,然后(通常)被丢弃。

创意工作涉及自由与稳妥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虽然它难以表达。这是一个本持续很多年的访谈集,而最终收获会来自于启导与深刻的自我反省。

Victor Papanek 作品集与职业生涯

当Victor Papanek(1923—1998)1969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演讲时,他的划时代著作《为真实的世界设计》刚刚开始产生影响。1949年的时候,Papanek在Frank Lloyd Wright的公司实习;1950年在柯柏联盟学院(Cooper Union)毕业并获得建筑学学位;195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设计方面的硕士学位;到了44岁时,他将设计的目光转向了弱势群体,并为他们带来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设计,而在这之前,工业设计师们从来未考虑过这些人的需求。

Papanek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书,开始时在安大略艺术学院,然后转到罗德岛设计学院以及普度大学,后来他成为加州艺术学院的院长。此外,他还领导了堪萨斯市艺术学院的设计部门。他四处演讲,同时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创作作品、教学和提供咨询。1982年至1998年间,Papanek在堪萨斯大学的建筑与设计系担任常任教授。Papanek让他的学生接受困难问题的挑战,而他们确实做到了,设计出了低成本农业设备、家具、通信设施,以及医疗保健产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时期也是他的客户。瑞典汽车厂商Volvo与其签约,为他们设计一款针对残疾人的出租车。

Papanek在1988年被美国艺术基金会授予了杰出设计师奖学金。1989年,他被授予IKEA基金会国际奖。此外,他还写过六本书。

1969年秋,我正往卡内基梅隆大学宿舍走,而 Mark Perrott,一个工业设计专业的家伙跟我讲:“嘿,你不去听听 Victor Papanek 的讲座吗?”

“谁的讲座?”我问。大学生活让我的感官有些失能。我开始编造我的借口,但是Perrott坚持让我带上作品集跟他一起去。“他是一个真正具有社会意识的设计师。这比你正在做的任何事情都重要。”

Papanek是一位健康,并且自信十足的人,脸上总挂着微笑,并且笑容被他上唇夸张的大胡子放大了。很明显,自从进入房间的那一刻起,他就很享受这种形式的交流。他没有走到讲台上面,而是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他有一种舞台感,而我们都与他一起处在舞台上。他打开了一些标志性项目的展示,并谈论了他的成长经历,以及他在农业社会中生活的经历。

“我没有隐瞒事实,我最自豪的设计作品是由我的学生创作的。我似乎是一个好的设计师,但我更是一个设计问题的策划者。我提出了那些看上去不会带来经济效益的问题,而我的学生们才不管这套,马上沉浸到这些问题中。”他笑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你们今晚带上作品来——我不是要点评你们的作品,而是我能够发现在这里有什么伟大的东西正在酝酿。”因为没有人想做“出头鸟”,因此Papanek建议我们自己打开。这不是对个人作品的批评。很碰巧,在场的人群中包含了三代工业设计教授:艺术家及社会理论家Robert Lepper;献身于重工业的技术专家Richard Felver;以及机敏的Joseph Ballay,他善于周旋于用户、厂商以及投资者的需求。Papanek看了一个高年级工业设计专业学生的作品集后说,“请给我讲一下这个作品”。

“我之所以做这个作品集,是为了寻求一份设计师的工作。这个作品集是一块敲门砖。我要证明给别人看,我能够做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事情。”

在场的四位前辈交换了眼神。Papanek决定看看其他学生的作品。“还有别的人吗?这是否就是设计作品集的全部功能?”

另一个自告奋勇者说,“我的爸爸想让我像他一样成为一名工程师,而不给钱我去读艺术学校,但我们都觉得工业设计还不错。我不确定是否能找到工作,但我的作品集是一个我尝试最疯狂想法的记录。”每个人都带着某种满意而点了点头。

我是在场唯一的平面设计师,而且我认为当众展示作品集不会让我有什么损失,因此我说,“我的动力来自于课堂练习,有的时候我真为结果而骄傲,而有的时候则不是。即使我已经精挑喜欢出我最好的作品了,但作品集看上去还是一团糟。我不确定一个专业的作品集看上去应该是什么样。”

Lepper即使在最严肃的话题中也能展现出他的幽默,他回答说,“设计师总是在担心他们的作品集,唯一不担心的设计师们已经退休了!”

Felver说,“在我的一生中,工业设计已经从工程转移到规划上去了。我们曾经必须阐明某样东西在机械上是可行的,然后纠缠于财务问题:我们必须去证明一个产品可以以一个固定的成本生产出来并销售出去,并在销售了大量产品后实现收支平衡。然后,设计进入到造型时代,你要让产品看上去更加“时髦”,并比竞争者销售得更好。”

包含了社会理论、夸夸其谈、人类学以及美妙的独创性,《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一书为设计师们敲响了警钟,让他们追寻首创精神并为社会责任创新而设置一个议程表。Papanek不在意作品的风格和偏好,相反,他的作品总是专注于为被忽视的人群创造更好的生活。

由Papanek和George Seeger联合设计的 ten-cent 收音机,这个收音机是由一根铁管、一个耳机和一些电线所制成,它靠燃烧石蜡或者粪便来获得电力。各地用户使用它们本地的材料与文化传统来装饰它们的收音机。Papanek和他的学生同样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计了灌溉水泵、汽车甚至是只卖8美元的手摇发电冰箱。

Papanek一直强调要认真研究用户群体,这影响了其后两代设计师的教学与实践。这是一个为行动不便儿童所设计的水疗设备。

可移动组合的家具,与James Hennesey合作创作,提倡一种简单生活与便于再安置的生活方式,包括由硬纸板制成的可折叠家具。

慢慢地,大伙的情绪放松了一些,气氛也融洽了。

“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体!让我们创造一个可以既适用于普通人,也适用于那些身体不方便的人的世界。”

Papanek 开始提供一些基础素材。“好,这不是那种在其他设计学校中出现的典型对话。我们给年轻设计师下达命令;我们专注于产品制造;我们全神贯注于细节,例如让最大化某项特定投资的收益实现最大化。西屋电气公司雇用我们去帮助他们在某某市场领域超越通用电气公司。我要你去做的是,从望远镜的另一端来观察这整件事情。”

Ballay,“设计论点”(Design Issues)系列讲座预定讲师的负责人,听了之后露出了笑意,他可能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使得他的同事们感到不舒服:“继续讲下去,Victor。”

“工业制造生产了产品,并销售出去。”Papanek 继续讲道,“它太容易让我们关注于最终的销售成绩,而忘记了谁会拥有并使用这些产品。想一想,如果你是为自己的家人而设计,你会如何设计一张椅子、一辆汽车或者一个玩具。这与给跟为消费者设计大规模生产的产品是很不一样的。”

“明白吗,我并不是说追逐经济利益不好——我们必须赚钱来维持生意,但是,”Papanek扫视了每一个学生,“你现在对你的职业生涯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你是想成为一个普通的办公室文员,还是一个产品的革新者呢?在生产许多单个产品以及降低单位成本以获得更高利润方面,工业是非常了不起的。它们在寻找某样东西以并卖给最广大的人群方面非常在行。但是,在这个大众市场之外,总还是会有小众群体的。”

“Henry Dreyfess 受命于美国陆军,对人体工程学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并出版了《The Measure of Man》一书,这些研究详细地说明了大部分成年人都属于某种维度的集合。Le Corbusier 的模型做出了类似的假设,并基于此来考量建筑的比例。这些例子都是很重要的,但他们都忽视了普通人群之外的群体。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一个适用于每个人的世界呢?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体!那就让我们创造一个可以既适用于普通人,也适用于那些身体不方便人的世界。”

“工业设计师们设计了可以增加单个农民耕作面积的拖拉机,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农民永远都无法拥有一台拖拉机。我们不能设计一些既可以获利,也又可以提升所有农民生产力的东西吗?”

Papanek正在做一个伟大的设计师们总是在做的事情:他在重构问题,他改变了策略。

“你真的不需要担心你的作品集不够华丽。真正让你脱颖而出的是,你是否能证明自己会关注那些易被忽视的人群,并设计一些可以帮助他们生活得更好的东西。”

“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受过专业设计训练的人都能做出非常好看的作品集。”Papanek 微笑着说,并给出了善意的一瞥。“你真的不需要担心你的作品集够不够华丽。真正让你脱颖而出的是,是你是否能否证明自己会关注那些易被忽视的人群,并设计一些可以帮助他们生活得更好的东西。”他边走边说,并在说到重点时停下来。

我不是工业设计师,但我是一个爱问问题的家伙,并且不会深思熟虑。“我真的很喜欢漂亮的汽车,时尚的设计在市场上会更受欢迎,这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对工业设计的态度已经导致我被几所大学踢出来了,并且各种工业设计大会也不会邀请我参加。我原本是大会的演讲者,但是在我的书出版后,一个工业设计大会的重要人物告诉我,‘我们觉得不需要Papanek来批判我们这种迎合主流大众市场的做法。'我把这些话当成是一种恭维,这表明了我的书戳破了一些人的良心。”

“如果你决定成为一个办公室文员,并且从事那些被认为是工业需要的事情,没问题,这是一个可行的职业选择。但是我请你考虑一下,设计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工作,同时也是一种使命。对于那些本来就拥有美好生活的人,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是设计师这个职业的起点。但为什么不能是所有人呢?”他说到这里时,我决定打断他,并让他把话说明白,因为他看上去开始跑题,并没有讲学生们特别想了解的内容,即如何获得聘用以维持生计:“Papanek 教授,我很喜欢这个观点——设计是驱动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力量。但为了做到这点,我到哪去工作呢?”

“一个优秀的作品集会展示出你作为问题解决者的能力。你的设计就是问题的答案。一个杰出的作品集会表现出你具有同理心,并主动发现和解决一个问题。”

Papanek并没有表现出很惊讶。“这不仅是一个好问题,而且这就是问题所在。一个优秀的作品集会展示出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你的设计就是问题的答案。一个杰出的作品集会展现出你的同理心,并主动发现和解决某个问题。我希望你们明白我为何对学生们的作品集如此兴奋。专业的作品集能够展示出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可以交付实现的,以及种种可能并提出彻底的解决办法,他们在技术细节上无拘无束。换句话说,伟大的设计——无论是专业的还是学术的——都会对于理想目标产生一个富有想象力的飞跃:使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如果解决方案足够引人入胜,技术细节往往可以返回头去重新考虑。”

“顺带说一句,只有追求纯粹的实用性才能让作品经得起时间考验。你是否见过放置在月球表面上的登月着陆器?肯尼迪总统给了航空航天界一个令人鼓舞且极富远见的任务:‘在接下来的十年内把人类送到月球上去。'肯尼迪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但他信任他的人民。因此,科学界的人士们集合在一起,迸发出了许多创新。如果没有这种远见,设计界就不会在微型电路技术、冶金、以及卫星通信这些必要技术方面做出创新。从更小的范围来看,这是一个学生作品集需要展现的技能,想象一个在技术边界以外的解决办法,并努力去实现它。”

Papanek总结说,“因此,回到你的问题,你如何获得工作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对于每代人来说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我认为,你可以通过证明目标的可行性,以及解决技术上或者形式上的问题来实现这一点。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是设计技能,一部分是你的热情。你可以通过真诚的热情来弥补很多不足和技术上的不成熟。在从学生到专业设计师的转型过程中,热情是你的王牌。确保你的作品集能够打好这副牌!”

我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来陈述艺术与设计之间的区别:伟大的设计通过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来让世界更美好。伟大的艺术通过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来使世界更美好。

Buckminster Fuller World Game

Richard Buckminster “Bucky” Fuller(1895—1983)在哈佛大学及美国海军学院学习。在他的早期发明中,包括一种用于营救坠海飞机的绞车,以及一种新的强化混凝土的建筑方法。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写了一本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书——出版商回避了这个项目,直到爱因斯坦亲自支持这本具有深远影响的书——这对 Fuller 早期职业生涯的信誉声誉给予了很大帮助。他是一位教师、理论家、建筑师、制图师、工业设计师、教育家,以及直言不讳的未来学家,他写了七本书,包括《Nine Chains to the Moon》、《Operating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和《I Seem to be a Verb》,等等。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他教导他的学生实践“综合设计科学”,并且他发明了设计专业词汇“整体张拉”(“tensegrity”,在结构中将元素设置在相互拉力状态下)以及“最大限度利用”(“dymaxion”,译为“戴马克松”,一种以更少实现更多的哲学)。Fuller 将他的设计流程归纳为“协同学”(synergetics),这在他的项目和教学中都有应用。Fuller 曾是哈佛大学诗歌协会的名誉主席,他的写作有时候非常深奥和理论化,有时候却又非常简单而优美。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戴马克松房屋、汽车及地图。尽管他的“网格状球顶”设计是由其他人发明的,但Fuller利用他许多先进的专利技术使得网格状球顶更加实用。

作为一名在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的教师,他创立了World Game,在这里面,他要求学生设计师团队们将全世界的资源以及所有生命形式的需求看做为一个单一的体系,并提高“地球太空船”上所有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思想奠定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基础。Fuller的广博知识、智慧以及激情,使得他成为在现代设计领域中最富有远见以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1.1967年,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美国馆的网格状球顶。

2.网状结构的碳分子,在Fuller去世后两年被发现,被命名为“富勒烯”以纪念Fuller。不同组合的富勒烯是现在纳米技术的基础。

3.为World Game而设计戴马克松地图,它能够在尺寸失真最小化的情况下一次性展示地球上所有的陆地。

4.Fuller和他的戴马克松汽车,以及一个模块化的网格状球形结构。

5.Fuller展现了借助张力与压力而使建筑变得可行的新型高效结构。

1969年12月,当Fuller将加入卡内基梅隆大学的“Men with Ideas”系列讲座的消息宣布时,引起了相当多人的窃窃私语。Fuller非常有名,但同时他的作品也很有争议——学校里一名建筑教授称他为“江湖骗子”。作为一名从俄亥俄州来的笨小孩,我对他一无所知。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书店里卖完了他所有的著作,除了《I Seem To Be A Verb》,我买下了这本书并在讲座当天浏览了一遍。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没有太多让我继续阅读下去的东西。

因此当我去听讲座时,并没有太多思考。Fuller在卡内基博物馆的大礼堂里开讲,而当晚只剩下站的位置了。他被主持人吹捧为现代的达芬奇。虽然已经75岁,但他体型相当苗条,戴着非常厚的圆形镜片的眼镜,看上去像是瞪大了眼睛。然而,他是一位具有丰富演讲经验的老手,并且他站在讲台上非常有征服力。他的每一句话都很长,句子中更是充满了他自己发明的单词。

“今晚我们将谈论 World Game——一种运用综合设计科学来获得最深远影响的方法。这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并且我希望你们都参与。没有什么比你在此刻能够自己实践运用更加重要了”。

“你的想法越超前,对于改变的惯性阻力就越大,你必须为此做好心理准备。”

有几件事情变得清晰了。首先,Fuller在不同主题之间跳跃,因此记笔记是很困难的。第二,Fuller对教导我们如何进行设计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刺激年轻人去大胆地想象一个实践的乌托邦。他谈论方法只是为了去解释以更少的浪费来创建更优的生活质量是可行的。他谈及了许多与Victor Papanek 在之前的讲座中相同的社会主题。但是 Papanek 希望为特定人群——例如为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儿童设计玩具;而Fuller希望尽可能为最大规模的人群而设计。他对政治很不耐烦,而对公司常常以尖酸刻薄的词汇进行讽刺。他希望地球上的资源被用于地球上所有的居民。Fuller不仅具有智慧与激情,还有将巨大的变革解释得通俗易懂的能力。显然, Fuller阅读过一切值得阅读的东西,要么拒绝它,或者把它融合到自己的思想中。他是个有卓越远见的人。

“我们着手寻找能够让地球上的资源得到更加公平利用的办法。你们中有多少人知道Malthus呢?”有些人举了手。“Malthus,你们知道,在两个世纪之前就尝试说服我们地球的容纳能力是有限的,因此食物、医疗、以及住所的短缺是不可避免的。但 World Game至力致力于让所有地球上的居民拥有食品、住所以及生计,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如果你发现没有正确的信息来做出明智的、长范围的选择,你可以通过首先将你所具有的信息变得更加容易明白——更加可视化。”

“我们认为,现在的效率已到极限,但是人类的整个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制造意外来提高效率的过程。我们的地球是一艘美丽的宇宙飞船,但是她没有操作手册。资源在哪里?最佳的居住地在哪里?我的学生和我着手于研究这些问题。现在所有的地图都扭曲了陆地的大小,并使得它们看上去就像是单独存在的。为此,我们设计了一幅新地图”。他展示了一幅将世界作为一个球体的幻灯片,然后展示了另外一幅,几块大陆映射在若干块由三角形拼成的整体图形上。“我们可以将世界投影到一个二十面体上,它具有三角形的面——这可以将大陆的面积失真最小化——然后可以得到一个对于宏图计划更有用的视图。”

“这是将要在下个半世纪中获得专利的新世界地图。为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资源,而对于浪费、贫穷和不平等却默认接受。没有人需要一个彻底全新的地图,因为没有人思考全球性的计划。World Game需要一个新的地图,这是实施新计划的先决条件。”

他的语速在加快,并在展示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当西半球在工作时,它对电力的需求会超过其供应量,但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边处于睡梦中,拥有多余的电力。假如我们能够将空闲的电力从俄罗斯传到美国,然后12小时后,再反过来,这会怎么样?这将降低我们在发电能力上所需的资源。电力在北极圈上传输时会有一些技术上的挑战,”他停了停,面对着观众,他知道面前有许多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他微微笑了一下,“但这些技术难题是绝对可以解决的。”

Fuller又转到了下一个演示上(我后来得知,Fuller已经提前掩盖了一些重要的地图,包括 1909年由 B.J.S. Cahill 制作的 Butterfly 规划,而他的戴马克松规化很显然是从这上面获益的。你们可以看到争议是从何而来!)。

Fuller 表示,对于“改变”,所有设计师所面临的核心困难是来自惯性的阻力。你的想法越超前,你面临的阻力就越大。改变会带来改善的机会,但是改变也会干扰既定标准,更重要的是,已建立的消费习惯。

那些“寻求权力和利润”的人可能会找到成千上万的理由来辩驳,比如,为什么你的提议不会奏效,或者过于昂贵、危险以及其他什么一些问题。好设计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是解释为什么这个设计很好。变化、创新和新想法都必须能让人接受。只有很少的想法需要彻底改变现状,因为在它们之前完全没有先例的。当你呈现创新的想法时,你必须说明,这些创新的想法与过去的经验又有怎样的关联。你的概念越创新,这一点就越重要。即这些想法看上去只是一个安全的、被测试并验证过数百遍的一个新的改变。

“我们在让网格状球形结构获批用于建筑的过程可谓困难重重,直到后来我们说明了它与昆虫巢穴及原子结构之间的关系后才得到认可——这种结构在自然世界中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

Fuller不间断地讲了两个半小时。Glodman教授走上讲台并提醒Fuller留些时间给大家提问。

一开始没有人提问——Fuller的演讲内容看上去已经覆盖了世界上的各个主题,因此Goldman教授提问说,是否真的有足够可用的信息供一个团队使用,来满足他们在这么大的范围内(例如 World Game)做规划。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信息在这个房间里都可以利用到。这只是一个关于表达的问题。”

Fuller 回答说,“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信息在这个房间里就都可以利用到。这只是一个关于表达的问题。”我意识到,我们正在从一个在其成长期间电话还没有普及的人的口中听到这些充满未来主义的内容!Fuller看上去是在说,信息的可用性通过现代化媒体终于追赶上了设计师对于信息的需求。这使他坚信,规划全球性的问题可成为人类触手可及的事情,因为实现更多的可访问信息将成为现实。一个学生提问了关于如何得到一份 World Game的工作的问题。

“World Game是一种思考的方式,一组心理工具”,Fuller 解释道。“你在上学时来学习它,在这个阶段,你有时间去对它进行试验。一旦你毕业了,你会带上你的World Game工具去任何地方。”

这时许多手举了起来,Fuller 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设计作品配得上放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么?”以及“难道制作地图和穹顶不也是同样的重要和正当吗?”。

“我从来没有打算设计美丽的东西,但当我做设计的时候,如果结果不漂亮的话,我知道可能哪里已经做错了。”

Fuller 回答:“你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你必须对你将在什么地方度过你的职业生涯而作出艰难的选择。我在博物馆里工作过,但这不是一个目标。我从来没有打算设计美丽的东西,但当我做设计的时候,如果结果不漂亮的话,我知道可能哪里已经做错了。”

人群在听了三个多小时候的讲座后人群逐渐散去,但是Fuller仍在回答问题。我用自己最大的声音问道:“设计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Fuller对于这个问题胸有成竹,他甚至不需要来区分设计和艺术。他的诗歌和绘画,他的教学和设计,都对利用更少来实现更多。无需点缀或者修饰,但他确实通过效率发现了美。“去寻找学问、有效性和效率吧。结果会告诉你们,它们想如何表达,以及在什么地方展示。同样,你将知道如何通过努力而赚取到报酬。”

Charles和Ray Eames 联系

Charles Eames(1907—1978)和Ray Eames(née Kaiser,1912—1988)均对现代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Ray 是一位抽象画家和艺术家,20世纪20年代时在纽约的 Avant Garde 公司工作。Charles曾在华盛顿大学学习建筑设计,但由于他对现代主义者如Frank Lloyd Wright 和 Eliel Saarinen 的作品的信奉而被劝退。Charles和Ray在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相遇。在他们早期的合作中,有一个与Eero Saarinen合作的家具展览的项目。他们的创意作品涉及范围非常广,包括家具、平面设计、展览设计、电影、产品设计以及教学。Charles和Ray设计的房子全部是由现成的工业组件建成的,这成为了一块现代住宅设计的试金石,他们也因此成名。Charles和Ray 使用弯曲的胶合板以及新的制作工艺生产出了新一代时尚、舒适和价廉的家具。他们为 IBM 所设计的电影和陈列装置使得二战后的那一代学生感受到了数学与计算之美。他们的客户包括 IBM、Herman Miller以及史密森学会。

1970年2月,这个大礼堂是为了 Charles和Ray Eames而准备的。他们带来了特殊的70mm投影设备来展示一些实验电影,包括刚刚发布的《Powers of Ten》。今晚的演讲主题是“Connections”(联系),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咒语,用于描述设计过程,设计师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代设计师之间的关系。展示完作品后,他们给听众提供了评论和提问的机会。令我惊讶的是,大约有一半的观众在电影结束后就起身离开了,然后我坐到了前排。

1.为IBM设计的数字陈列。

2.Eames为办公室设计的促销杯垫。

3.为Heman Miller设计的钢丝和铸铝制成的椅子。

4.带有台灯和鸟类现代装饰品的家具。

5.Eames的电影《Powers of Ten》中的星系图。

6.Heman Miller的椅子与脚垫。

Eames住所的入口,加利弗尼亚。

作为夫妻团队,Eames夫妇在与观众的交流过程中非常轻松,完全不像是排练过的!

“启发式教学法:这是一种热情的知识遨游,一种对模式的意义的寻找。我们作为设计师必须不断地在成功与创新,有时候是在看似无关的学科之间创造联系,来发现有什么对我们现在的项目是有用的。”

Ray说道,“当我们谈到联系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理解启发式教学法。这是一种热情的知识遨游,一种对模式意义的探寻。我们作为设计师我们必须不断地在成功与创新,有时候是在看似无关的学科之间创造联系,来发现有什么东西对我们现在的项目有帮助。”

“因为我们 IBM 的客户觉得学校没有教好人们数学这门课,或者人们没有很好地理解数学,为此我们制作了《Powers of Ten》这部影片。我们想把数学从教科书中带出来,并将其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使它们更容易理解。”

一个学生问了一个毫无头绪的问题,而Charles 巧妙地将这个问题向听众们转化为“为什么我们的项目选择用这么难把握的媒介来呈现,如曲面胶合板和电影?”这个问题使得 Charles和 Ray 显得很幽默,而听众们听了后都笑出声来。

Charles作出了回答,这展现出了他在联系、类比和解释方面的天赋:“电影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易用的媒介——你只需要安装好摄像机就可以开始拍摄了。不需要花什么功夫,你就能拍出各种毫无意义的影像!但要想创作出一些有意义而又有趣的影片就很困难了。对于如何处理曲面胶合板,我承认,很困难。你可能会在毫无想法的时候就去拍摄一些影片片段,仅仅是想看看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想法。但你可能不会在没有确定好目标之前就去胶合板。媒介的易用性与你要创作的内容和数量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对于简单的媒介,你可能通过很少甚至无需努力就能做出一个实际上不怎么样的东西。而一个难以掌控的媒介会让你纠结,它会限制你。因此,如果你准备要使用这种媒介,你可能需要对它心怀尊重。我们在做胶合板椅子时,需要尊重胶合板,因为它的弯曲程度是有限的,并且你要进行实验,找出最适合人体的弯曲度。要做出好的东西并不容易,但要做一些很差的东西也很困难。坚硬的媒介的优势是,它们通常会非常耐用。但无论简单或者困难,联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你对你想表达的东西很有想法。”

“媒介的易用性与你要创作的内容和数量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对于简单的媒介,你可能通过很少甚至不作没有努力就做出一个不怎么样的东西。”

Ray利用这个暂停的机会说,“或者你的客户想通过某种积极的方式来表达。”

Charles插入了一些题外话,“是的,首先你得挑选出并简化他们真正想表达的东西,然后你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来保持观众的注意力!”然后他又开始转到他的关于媒介的话题上。“信息驱动着我们对于媒介的选择。我们曾谈到把《Powers of Ten》弄成一个展览,但实际上在讨论了几分钟后我们意识到,拍成一部电影才是更好的方式。展览在规模方面有一些有趣的可能性,但是在时间控制方面,电影媒介可以让我们更有主动权。”

另外一个学生问了一个很长的问题,Charles把它复述为,“你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困难'的媒介来获得有趣的结果。我说得对吗?”Ray补充说:“我想她是在问,怎么样利用困难的媒介来表述你的想法,并依然保持这些想法的趣味性。”提问者非常起劲地点着头。这对夫妻拥有极高的天赋,能对问题进行重构,使得这些问题比原来更加深刻。

“是的,非常棒的问题。你觉得这是个私人问题吗?”Charles 问道,并向 Ray挑了挑眉毛。

Ray开始说。“Charles和我用不同的媒介进行创作。你想要摆弄一些能提高工作效率的东西,铅笔是肯定需要的。而对于立体作品而言,我喜欢粘土——实际上我们使用橡皮泥。至于电影,那就困难多了,我们会将各种各样的东西贴到墙上,这样就可以快速地将它们拍摄下来。”

Charles在这个时候把话接了下去。“应该说,在最终得到一个适合你的媒介组合之前,你需要进行一些尝试。你既可以画出一个场景,也可以用纸模型、粘土模型,以及照片的方式呈现出来。你刚才问的保持乐趣的关键,”Charles向刚才提问者打了个手势,“是尽可能快速和放松地工作,直到你向自己以及客户团队证实,整个概念是可行的。然后你进入到实施阶段,而这时对媒介的处理要求是更加严格与不可逆转的。”

“你希望错误早点儿发生,这样能让损失变小,为了最终得到良好的视听效果,保存尽可能多的预算到最后。”

Ray 补充说,“也更加昂贵。你希望错误早点儿发生,这样能让损失变小;为了最终得到良好的视听效果,保存尽可能多的预算到最后。”

Charles 接着说,“我们实际上想重新拍摄《Powers of Ten》以体现出更多细节。这部影片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它确实只是一个梗概,正如标题所说。回到Ray一分钟前所说的,在媒介中还有一种逆关系。通过‘简单媒介'——例如铅笔——所自发创作的小草图并不总是值得关注的。看看那些通过大理石或者钢铁所创作的雕塑,它看上去栩栩如生,是真正杰出的作品。”

“以一种永久性的形式来保留某样东西瞬间感情、人格动态能力,这种能力是非常珍贵的。这是我们判断一个设计师或者艺术家作品精湛程度的一种方法。”

Ray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升华。“以一种永久性的形式来保留某样东西瞬间感情、人格动态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非常珍贵的。这是我们判断一个设计师或者艺术家作品精湛程度的一种方法。”

演讲结束了,听众们精神振奋,他们更像是听完了一场摇滚专场,而不是学术演讲。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在课堂上和喝咖啡的时候对这些主题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它打动了我。Eames 夫妇在他们的演讲过程中将问题作为一种更加直接的与听众们建立联系的方式。它是破坏性的,但是它给了听众们一种途径来塑造讨论的方向。这是引领大家继续思考的根源。从一种意义更加深远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他们演讲的主题。联系对于这对夫妇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设计原则,而是创造性生活的本质。

Saul Bass 改变的音符

Saul Bass(1920—1996)在设计的两个领域留下了持久印记:电影片头设计和品牌系统设计。像 Rand 一样,Bass 早期通过晚上在艺术学生联盟(Art Students League)学校进修来获得设计训练。他师从设计理论家György Kepes,后来到了布鲁克林学院学习。Bass 在1941年搬到了好莱坞,在那里他设计了许多电影海报。在为Otto Preminger在1954年执导的电影《卡门琼斯》设计了海报后,他的职业生涯出现了重大转机。Bass 的作品深深打动了 Preminger,以致这位导演邀请年轻的Bass一并设计了电影的片头。这给他带来了一份好莱坞的工作,并为超过五十部电影设计了片头。Bass将片头作为电影海报的组成部分,以营造整体气氛,这是一种开创性的作法。Bass同时还拥有非常高的商业天赋,他将自己对电影的洞察与见解充分利用到企业的品牌塑造上。他为许多公司建立了设计管理技术,帮助大型企业在全球运营中保持品牌形象的一致性。

1971年1月,Saul Bass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留着扫把状的胡子,脸上总是带有风度翩翩地的微笑着,他的表情感染了卡内基博物馆演讲厅里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的所有人。当 Francis Esteban——匹兹堡著名的品牌专家——向大家介绍:“无论是为企业、电影还者慈善机构进行形象设计,他的作品都具有永恒的品质,看上去永远都保持着新鲜感和令人兴奋。”而此时,他正襟危坐,手臂下夹着一捆资料。

Bass 说,他会展示一些他所设计的电影片头,以及他的电影《Why Man Creates》(1968),然后他会做一些评述,并在最后回答问题。电影开始播放了。我意识到,这部电影我曾在电影院看过,并且非常喜欢。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系列简短的人类创造力发展的片段。当灯光重新打开时,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尽管Bass建议我们把问题留到最后,但许多学生开始向他提问。这个演讲厅对于讨论这些问题而言有点太大了,而Bass知道这一点,但是他还是很和善地接受了大家的提问。

“好吧,让我们就这部电影提一些问题吧。我想把更大的制作电影的问题留在后面——我会给你们带来惊喜。”他指向前排的一位几乎不能控制住自己的学生。

“Bass先生,电影中有一个镜头一个球在上下跳动——这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如果我告诉你,你不会相信的,”他说,“我们拍打这个球,然后将电影镜头根据需要前后移动,使得球看上就像在跳动。”

他补充了几句话来回答电影系学生关于技术方面的问题,然后概述了奥卡姆剃刀原理(Occam's razor):在给定两种做事情的方式上,简单一点的那种通常更好。他指出,这对于各种形式的设计都是有效的,对于电影制作更是如此。

然后Bass指向另一位学生,这位学生明显是太过激动,说话都有些结巴了,但是Bass还是很认真地听他讲完,并和蔼地指出了一个值得分享的问题。

“通过这种经验,你得到了一种能力,使得你在反复查看并修正它无数次后,仍能像观众那样有着新鲜感。”

“这个问题是关于影片编辑的,你如何把握节奏来让笑料出现的时机恰到好处,对吗?是的,这对我来说几乎是创作电影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了。你写好剧本并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安排拍摄时间。你最后可能看了同一个段落50次,甚至100次。你对这个段落如此熟悉,使得它看上去慢了下来,好像笑点之间隔得太长了,因此你把它剪得越来越紧凑。然后你发现,前一个笑点紧挨着下一个笑点,这是因为它们被你剪得太紧凑了。通过这种经验,你得到了一种能力,使得你在重看并修正无数次后,仍能像观众们那样对影片有着新鲜感。”

Bass邀请大家提最后一个问题,站在后排的一名娇小的女士站了起来大声说,“我刚刚毕业并开始做一些自由设计的工作。我在获得酬劳方面遇到了很多问题。请问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如何让甲方心甘情愿地支付费用?您是怎么做的?”

Bass狡黠地笑了笑,重新复述了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既没办法提价,也不能接受降价!好吧,其中的一些技巧是可以用你妈妈都能明白的方式来解释的,这里面没有什么法宝。”他停了停,台下笑声响了起来。“你知道我是怎么学会这个吗?我向我妈妈去解释我的平面设计。”

他模仿与母亲的对话,并发出了一个搞笑的充满溺爱的母亲的声音:“那么,这本漂亮的小册子是你打印的?”

儿子:“不,妈妈,我们请了一名印刷工。”

妈妈:“那么……这些照片是你拍的?”

儿子:“呃,不,我们请了一名摄影师和一些模特,并指导了这些照片的拍摄。”

母亲语气表现得越来越迷茫:“那么,你……写了这些文案?”

“不,我们请了一位作家。”

“设计?那你这样子挣到钱了吗?”

“你……设计完成了这些排版?”

“不,妈妈,我们设计了它。我们统筹了各个要素,让它看起来很棒。”

“在这种关系中,你仅有的权力是,凭借你的才能去说‘不'。”

这位母亲假装理解了:“哦,我明白了。”然后,怀疑地说:“那你这样子挣到钱了吗?”Bass在听众的笑声没有结束前就继续讲——他想为他的讲稿预留时间,但他也想尽可能地帮助提问者。“说真的,这可能不是一个直观的答案。有些人图便宜而不介意作品的好坏。不要理这种人。而有些人图的是好作品,而他们只是探探你的价格底线。在这种关系中,你仅有的权力是,凭借你的才能去说‘不'。他们会拒绝你、拖在那里或者走开,但假如他们真对你的作品有信心,而你看上去对他们的项目也很热情,也许他们会在第二天把你叫回去。你要自己判断这份作品值多少,并坚持这个价格。但如果你让他们感觉到你真的需要这份工作,你就完了。假如你能向他们证明你可以做得很棒,并且对你的价格很自信,你就更有可能得到一个公平的价格。每一位创作者,如果运气好,都可以找到一些完全信任自己的客户,并得到他们给予的特别的自由。你要学会赚取这种信任。”接着,Bass开始介绍一个新的项目。

无论是为电话公司、日用品还是娱乐公司进行品牌塑造,Saul Bass都实现了简约而有力的设计,并给品牌塑造了正确的情感形象。

“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尝试,但我准备给你们读一个叫做《Notes on Change》的电影剧本。这个电影有点像是《Why Man Creates》的续集,但却是完全不同的。《Notes on Change》完全是关于我们人类的困境的——我们必须学会适应,谋求生存。但我们同样喜欢安逸和熟悉的环境,而抗拒改变。”在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不断用词语给我们描绘着这部电影。一开头是一个超慢镜头的场景,一辆落槌破碎机正在敲击一堵砖墙。这是一堵年代久远的砖墙,上面写着“Notes on Change”,像是在很多年以前所写的。在墙开始变形和出现裂纹时,画外音开始缓缓出现。作为电影片头设计师,Bass 很自然地用他能想象到的最壮观的标题作为电影的开始。我意识到,我正在听一位故事大师讲故事。在他做设计之前,他必须给许多人讲他的故事:客户、合作者、员工和投资者。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办法来将用语言表达出可视化的效果,是一位成功设计师至关重要的技能。

Bass 读完了他的剧本,演讲厅里的灯光重新亮起来。观众们十分安静,都被他迷住了。

“我想你们现在可以提问了。”

一位导演问了一个简洁的问题。“Bass先生,当我制作电影时,我很难让我的团队遵循我的方向。我们似乎在对一些细节的争吵上浪费了许多时间。你有什么建议?”

Bass在回应前就已经在点头,“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在拍摄前的会议中先把这些过一遍,让每个人的想法看上去都似乎完全达成一致。然后到了你要拍摄这个场景的那一天 ,在那里,坚持你们原来沟通好的那些内容,事情就解决了。”Bass又开始一段模仿秀,这次模仿的是几个站成一圈的角色。

嘲笑的声音:“不,那没用!”

消极攻击的声音:“我们需要额外的设备。”

超然的声音:“就按我们刚才同意的那部分做吧。我们在浪费时间。”

烦躁的声音:“告诉我你需要哪里用到灯光就行了。”

被激怒的女演员抬起了她的手:“什么什么什么?”

Bass 再次用他自己的声音说,“原先的一致认可现在成了一场战争。当你开始缩小你的选择并向关键人物解释你的想法时,你会讨价还价和卖乖哄骗。但当摄影机开始工作时,你必须坚信自己的判断,毫不动摇!”

他停顿了一下。“你刚才看到了我们为国际汽车大奖赛所作的片头。这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复杂的一次拍摄。现场有几十辆赛车,超过100名车手,看台上还有1000人,他们很容易就会混乱一团。我断定,如果我哪怕表现出了一点犹豫,我们永远都无法完成任务。我跨到场前,并开始吼叫:‘我要400mm镜头在那里!我要这些车进行计时赛,并在跑大约第三圈的时候,让摄像机开始移动。我要拍下这些站满了熙熙攘攘车迷的站台。'”

Bass 掌控着全局,并以命令的方式进行指挥。“我一直在对我自己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做?'然后我意识到,工作人员们要将我说的这些东西设置好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所以趁这时候,我带上助理导演,登上了征用来的一辆吉普车。我们边走边检查,并发现有一些我们真正想要的画面。我们回来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我透过镜头观察——这是个可怕的画面——我大喊“移动镜头!”嗖嗖,咆哮的车子让每个人的骨头都在格格作响。我又大喊‘切!下一个镜头!'然后开始为第二个镜头下命令——实际上这才是第一个镜头。每个人都在彼此抱怨:“这个家伙真是苛刻!”。刚才提问的那个年轻导演跟和我们都笑了起来。Bass 直接跟他说:“我猜我想说的是,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使得自己看上去胸有成竹,直到你搞定它为止。”

“我的支撑起我所有作品的基本哲学是,我们——人类——将可能把一切都搞糟,但是我们将设法在彻底的毁灭到来之前,提前想到办法存活下来。”

现场提了十几个问题。Bass 继续表现出了非凡的讲故事能力并扮演了许多角色。一个表情严肃戴着圆框眼镜的家伙站了起来问,如何通过设计来解决问题,这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智力问题。Bass,在这个晚上第一次没有尝试去复述这个问题。他微笑着用温暖而真诚的声音回答:“我想,支撑起我所有作品的基本哲学是,我们——人类——将可能把一切事情都搞糟,但是我们将设法在彻底的毁灭到来之前,提前想到办法存活下来。”

我将Bass和Fuller进行了对比。他们两个都精力充沛,并能 让人振奋,但是Fuller依靠智慧和远大的想法来吸引听众,而Bass则是通过释放温暖、幽默和情感上的理解来实现。设计,似乎不是一个固定的产品或者方法。它是一个过程,而结果深受其设计师人格所影响。Bass的哲学看上去分享着与Fuller一样的乐观精神,但他们表达乐观主义的方式则是截然不同的。

顿悟时刻:设计,似乎不是一个固定的产品或者方法。它是一个过程,而结果深受其设计师人格所影响。

1972年5月,我毕业了。而我的作品集中只有一些练习项目、自由投稿和几本破旧的写生本。我开始给潜在的雇主打电话。

星期一:“这是学生的作品集,不是专业的展示,请严肃点。”

星期二早上:“你的作品集有一些有趣的内容,但我不确定你以后能否为我们赚到钱。”

星期二下午:“这就是你大学四年学到东西的展示?”

星期三上午:“嘿,John,来看看你的母校的人做出来的东西都变成啥样了。”

星期四上午:“我们正在找一个设计师,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来培训你,我们需要有过几年工作经验的人。”

我最开始的那些面试都十分残酷而现实。每一次面试后,我都会找出那些招来批评的作品,并依次审视每一件作品的问题。

James Burke Jr 生活就像一列火车

James Burke Jr(后文简称为Burke,生于1941年)出生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他拥有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美术学士学位和罗切斯特理工学院设计专业的美术硕士学位。他在匹兹堡广告艺术公司(Pittsburgh Ad Art)开始了设计生涯,并在1972年这家公司重组为Graphic Center公司时成为合伙人。1976年,他和Ernie Witalis 一同创建了Witalis &Burke机构,这一机构在1998年重新命名为Quest Fore。Burke的设计活动的特点是,他与客户保持着长久的合作关系。在他过去 60 多年的职业生涯中,Burke 的设计理念造福了匹兹堡众多主要行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任职于早期学习学院(Early Learning Institute)委员会,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们服务。他毕生投身铁路和汽车设计。退休之后,他一直专注于在插画、展览和书中记录老式汽车和火车。

1972年6月,在匹兹堡,我得到了一个与Jim Burke会面的机会。Burke是匹兹堡广告艺术公司的合伙人,这个公司有20几个员工。

坐在公司的会议室里面,我尝试说服我自己,在之前的面试中遭受的打击只是个例个案,Burke与其他的面试官不同,但我仍然感到紧张,不过他还是很放松,并预先告诉我,他们正在寻找某设计师,以及需要怎样的设计师。我笨手笨脚地翻弄着我的作品,试图挑选出几件能让他觉得有趣的,当我翻到了一件用鸭嘴笔画的关于火车的作品时,我接下来即将体验到一个创造性的面试过程。

Burke停下来欣赏这幅火车作品。“我有一个这种火车引擎的32毫米模型,”他说。“这真是非常的精确。“我想起了 Ed Fisher,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时的一个设计教授,他总是要求我们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设计主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警句类似于,“即使你要夸大,你也必须了解你的主题,这样作品才能令人信服。”

我们讨论了关于收藏的话题——即如何通过人们所收集的东西来了解这些人的信息,以及收藏是怎样带给你对于世界的某种观点。这次面试进行得很顺利。我现在也放松了,所以我告诉他,“我收集街头物件的图片,尤其是井盖。”直到这之前,我从未想到过我的井盖照片能成为一种收藏,但是 Burke 让我了解到,这实际上与他的火车头模型收藏很类似,尽管这种爱好很特别。

Burke 说,“怪异的想法——你的照片并没有内在价值,但是它们仍然构成了一种收藏。”

顿悟时刻:面试官在我的作品集中看到了一些我的代表作,但同样也看到了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

在为他工作了几个月以后,我了解到,当时有几十个设计师来公司面试,他们有些人的水平可能比我的更高,但是那些火车作品可能是给我带来好运气的关键。火车是 Burke 的最爱,事实上,我通过细节的刻画来绘出他最喜欢的火车这一点可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找到一幅好照片来临摹可能仅仅是一个意外,而我挑中了 Burke 一直最喜欢的东西则绝对是偶然。我的面试官在我的作品集中看到了一些我的代表作,但同样也看到了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由此,我冒出一个想法:假如我能够更多地去了解我要面对的这个人,那么我就可以使用这些信息来提高我的吸引力。这是我众多顿悟中的一个,但肯定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

“享受你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但是没人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而令别人的工作变得有趣。你必须自己完成。”我开始发现Burke对于火车头模型如此着迷的原因。他的大部分好朋友都是火车头模型收藏家,他们经常有工作上的来往,并且在周末彼此探望。他出版了一本关于火车头模型的书,并在照片和设计上花费了非常多的精力,但他的老板从未抱怨过他。

“想要做出成功的设计,你必须有激情,且将这些激情作为工作的能量来源。”Burke 的客厅家具很少,但摆满了陈列火车头模型的玻璃柜。我猜他的家人都被挤到了其他房间!

“这里尤其重要的是,当工作进展很慢,或者很无趣时,让激情来推动着你前进。每一个创作者都有产出的高峰时期,而其他时候则处于休耕期。具备一个创新的内心,以及一团燃烧激情的火焰,会让你保持动力。”

“每一个创作者都有产出的高峰时期,而其他时候则处于休耕期。具备一个创新的内心,以及一团燃烧激情的火焰,会让你保持动力。”

“您为什么收集火车头模型?”我问他。

Burke回答说,“老实说,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就开始玩火车头模型了,原本还有其他一些爱好让我沉迷其中,但慢慢地就失去了兴趣。这太神秘了,根本无法去解释。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任何激情、任何收藏以及任何职业的特性之一。假如你能够掌握它,并了解所有关于它的东西,它就不再能够满足你了。对于某些人而言,这个兴趣是高尔夫球、邮票、股票或者音乐。你还可能遇到具有相同爱好的人,并对这个爱好有更深的认识。对于我而言,是火车头模型,它们就是艺术和设计!”

由于 Burke 已经聘请过许多的学生设计师,因此他知道我急着为作品集增添内容。时不时地,他会说,“这里是一个作品集的孵化场!”他的这句话让我的兴致高昂起来。我在第一批设计作品上花费了许多的精力和创意,而它们全部都被拒绝了。Burke来到我的桌前并解释其原因。

“这确实是我的过错,”他亲切地说。“我应该给你一种被客户期待的感觉。”

事实并不是这样,他给了我一个非常详细的设计纲要。

“客户要求一夸脱牛奶。而你想提供一杯樱桃坚果奶昔。让客户品尝尝试奶昔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先给他一夸脱牛奶。”

“让我们了解客户的要求,”他在逐点逐点地审查设计概要之前说。“这里有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客户需要一大桶牛奶,而你却想提供一杯樱桃坚果奶昔。让客户品尝一下奶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必须先给他一大桶牛奶。”这是一堂我注定要学习很多次的课程,而且我要把这个建议告诫给为我工作的年轻设计师们。

Burke做了一个比喻:艺术就是创作者对世界看法的一种分享,以个性化的方式进行演绎和表达;而设计就是创作者对解决一个问题,或者为生活需要所服务的欲望的表达。

“但是,”我回答,“你认为火车头是一种高雅艺术,而你的那个定义正好把它们放到了设计领域中。”Burke的额头略微皱了一下,我们讨论艺术的狭义定义是,某种在画廊或者博物馆里展览的东西。

“有时候艺术是功利主义的。有时候设计也可以赏心悦目并登上大雅之堂。你不能够认为你的定义总能正确地将某样东西仅仅归类成为艺术或者设计。它们会有重叠。”

然后他回答,“有时候艺术也是功利主义的,而设计也可以赏心悦目并登上大雅之堂。你的定义不是总能正确地将某样东西仅仅归类为艺术或者设计,它们会有重叠。”

我两年后离开了 Burke 的公司,到欧洲去旅行并且寻求启示。我们彼此都对分离感到很遗憾。

“你曾经问过我,为什么我会收集火车头模型?”Burke 回忆。“我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好答案,但是现在有了。生活就像一列火车:在旅程中的各个车站停靠时会更换车厢。有些是你的选择,有一些是外界强加的。作为驾驶员,你必须沿着轨道前行,但时不时会有选择的机会。在这些选择之间,你必须通过欣赏景色和使乘客感到舒适而让自己获得满足。而车子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尽管可能是个愚蠢的比喻,但是这是我尽自己所能而想到的。”

Walter Herdeg 和Jack Kuntz 瑞士之行

Walter Herdeg 出生在瑞士苏黎世,他出身于中产家庭,就读于苏黎世工艺美术学校,Ernst Keller教授给予了他全额奖学金。从柏林的造型艺术学院毕业以后,他从事包装设计和商标设计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时期,Herdeg筹划了《Garphis》杂志,在战争结束后,他找到了合适的时机将其正式发行。《Graphis》成为了全世界设计师、重视设计的客户以及设计教育工作者及学生的黄金标杆。《Graphis》杂志发行了355期,而Graphis公司也不断发展至今,成为了一个高水准的平面设计出版商。Herdeg在1986年退休,并在同一年被授予了AIGA奖章。

1974年4月,在我首次去瑞士之前,我对于这个了不起的国家的概念都来自于《Graphis》这本杂志。白雪覆盖的山脉,显得既宁静又辉煌。整齐有序的文字和图像总是以一种完美、平衡的方式展现。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就像一种包豪斯的美学,由一个看不见的网格所支配着。

瑞士令人惊奇的自然景观以及整齐有序、比例匀称的建筑物看上去就像拥有同一个起源。所有东西的比例都那么和谐,建筑物似乎拥有灵魂一般,街道上惊人地干净,公共交通运行十分精确。清爽、干净的瑞士平面设计在诗意与精确性之间获得了平衡。

我拨通了《Graphis》杂志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那边是用德语应答的,我开始用英语提问,解释说我是杂志的订户并且从学校毕业两年了。

接线员没有错过任何一个单词,说,“Herdeg 先生很忙。你什么时候会在苏黎世?”毫无疑问,她已经听过上千次这种开场白了。我给了她一些可供选择的日期范围,并等待了一分钟。瑞士分钟要比纽约分钟要短,但是过得更慢,因为环境是如此的有序和宁静。

“我正在给你接通 Jack Kuntz,”她再次插入到通话中,“他是 Herdeg 先生的美术设计师。”

“Helllloha。”这不像是一个瑞士人名。印第安纳州吗?伊利诺伊州吗?还是在美国中西部的某个地方。

尽管这种熟悉的问候让我有所放松,但有一些紧张依然蔓延到了我的声音中。Kuntz肯定也是习惯了这种求职来电,而他的声音具有那种平和的气质,这是一个对自己职业有着充足信心的人才有的气质。

“是的,我当然能够跟你见面。当你到达苏黎世时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们安排一个时间。”

当我到达时,迎接我的是《Graphis》公司的标志——小巧、稳重、无可挑剔。大厅非常简单,但是布满了杂志封面的大型背光陈列。我随后被领到了 Kuntz的办公室。

他很放松,甚至有一点兴奋。在寒暄中我了解到,我们在邻近的两个州长大,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来到这里,并学会了德语。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了这里。他看了看他的手表。

“我们准备把你介绍给 Walter,”说着,他伸出手来接收我手里拿着的幻灯片材料,“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因为他要见的广告商很多。”

Kuntz拿出了一个瑞士制造的看上去像是医疗显微镜的仪器,并开始仔细看我的幻灯片。他的办公室中有一个很大的区域,里面有看片台和专业的灯光。

“这是个了不起的东西”,我自言自语。

“嗯嗯,是的。”Kuntz给了略显肯定的回应,继续一张一张地看我的幻灯片。他的办公室相当大,可以容纳一个四人的工作区。有几个工作区域是为特定的任务而设置的:标记校样、指定和校正字体,以及写作。一台经典的Olivetti打字机端端正正地摆放在一张L形桌子上,旁边是一张引人注目的伊姆斯椅(Eames chair)。

Kuntz问:“是谁给你制作的这些幻灯片?”

我解释说,我在匹兹堡时是一名音像制作助理,我们的摄影师拍摄了这些照片,而我把它们裱好并做上标签。

“你的小习惯很好”,他说。“我见过无数才华横溢的人,但他们的作品展示很随意甚至很草率——就好像完全不重视手工技巧!”

然后,Kuntz询问我本次旅行的目的。

我回答,“看一下这边主要的艺术博物馆和植物园,以及——我想无妨承认——去拜访《Graphis》杂志中作品的创作者。”

Kuntz点点头。“你希望见到谁?”

“首先当然是 Herdeg,”我回答。“然后是 Günther Kaiser、Jean-Michel Folon、Hermann Zapf、Josef Müller-Brockmann和 Heinz Edelmann。如果我有足够的钱去伦敦的话,我还会去看看Petargram。”我把名单减少到了大概10个,因为我感觉我的要求有点过多了。

Kuntz在我每说出一个名字的时候都微微地点了点头,并拿出了一支自动铅笔记下了几行字。他打开他的地址本,翻阅了一些卡片,最后写下了一些东西。

“这里有一些电话号码可以给你提供帮助。”我意识到,他靠着记忆写下了几乎我提到的所有名字的号码,只有几个号码需要查电话簿。他写的字大概大约都是十六分之一英寸高,看上去像是 Akzidenz Grotesk Light的瑞士字体。

Kuntz 说,“无论在哪里,推荐人和推荐信都很重要,尤其是那些对设计水准要求很高的地方。当你打电话给 Heinz 的时候,提我的名字。他自己独立工作,并且很难见到面,经常一星期都不接电话,因为他太受客户的欢迎了。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既不妄自尊大,也不低调。”

“当你打电话给这些设计师时,你需要提一个名字,否则他们是不会见你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分量,并且他们的时间很保贵宝贵。提我的名字,直到你找到一个更好的为止。”

“我见过无数的才华横溢的人,但他们的作品展示很随意甚至草率——就好像完全不重视手工技巧!”

我说这不太可能,他以一个美国中西部式的微笑予以回应。

“如果你要去找Müller-Brockmann,请他帮忙为你做推荐。他是一位大师,所有的大门都会为他而开。”

接着我告诉他,我在大学时候开始订阅《Graphis》,而一期的费用超过了一个月的零花钱。Kuntz十分直率。“Herdeg知道他的影响力,而他非常小心地使用这种权力。”

“他显然很喜欢《Push Pin》”。我说。

“直到《Push Pin》出现之前,美国并不是我们杂志的主要关注点。哦,我们刊登过Paul Rand、Saul Bass还有 Don Trousdell 的作品。回想起来,这可能有点势利眼,但当时,大部分美国设计看起来对于美学太傲慢、太无知。Herdeg本可以提高杂志在美国的发行量,但是他知道,这样会令他失去欧洲的读者,所以他拒绝发行美国版。他无法忍受一个双重标准。“Kuntz停下来直视着我。”

“推荐人和推荐语在各个地方都很重要,尤其是那些对设计水准要求很高的地方。”

后来《Push Pin》出现了。总是创新,总是比模仿者超前一步。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很傲慢,但是他们的作品深奥微妙,我们无法再忽视他们。他们真的让设计变得开放了。Herdeg 意识到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并确定这是国际化的信号。

他的眼睛从我的肩膀上方向外看去。“Walter先生!”他大声喊。

我转过身,看到了一个五官棱角分明的人。他的头几乎还没到我肩膀那么高,但是他的气场显然战胜了我。Kuntz跟他用德语说了几句话,然后Herdeg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们很高兴在美国有订阅者。你对自己的未来做了很好的投资!让我们继续伴随着你的职业生涯。”

在他继续说下去之前,我脱口而出:“噢,Herdeg先生,我想让你为我澄清一些东西。”Herdeg点点头,擦了擦他的眼镜,仿佛要更加仔细地审视这个无礼的美国人。

《Graphis》杂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把属于艺术画廊、创造性资源和在质量和品位方面的权威人士的内容整合在了一起。它的封面一直都能发人深思,并聚焦于世界上最著名的平面艺术家的作品上——常常带有这些艺术家的签名。没有广告,没有定价,纯粹是创造力;甚至杂志名本身就是一个考验设计师演绎水平的公平游戏。杂志中的每一页都被完美地呈现出来,留白与图像之间有着完美的平衡。

“艺术和设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的职业生涯致力于来证明,设计和艺术,如果不是一回事,那至少地位是平等的。”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职业生涯致力于去证明,设计和艺术,如果不是一回事,那至少地位是平等的。”Herdeg重新戴上眼镜。“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设计师和艺术家,但因为设计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艺术变得越来越商业化,说真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它们的付酬方式。”他询问了我在欧洲的行程,然后就离开了。

我继续跟Kuntz谈话。他说:“在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让读者占用Herdeg的时间。假如杂志曾经发表过你的作品,或者你是重要的广告商,那么你会先到他那里去,然后再到我这里来。但我告诉他你是我的同乡——虽然有一点夸张——所以你这次能见到Herdeg。他绝不会忘记你的名字,所以一定要把你最好的作品送过来。在你的作品被我们刊登几次之前你不会收到我们的消息,但是,”Kuntz再次直视着我——“他记得所有的事情。”

我的拜访几乎要超时了,但是我真的对《Graphis》挑选作品的标准很感兴趣。Herdeg就像一扇窗,通向一个我以前仅仅只能从杂志上才能了解的世界。有许多美国插画家报酬很高,并且作品被广泛刊登,但是他们从来没在《Graphis》上出现过。我提了一下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已经发表过其中一些人的作品——各种各样的个人作品。要欣赏《Graphis》的编辑过程,你必须明白,Herdeg——以及所有的好编辑,无论他们属于什么媒体——对于将哪些人安排在杂志页面上,他们都有明确的意见。Walter看过无数优秀的专业作品,但是只有相对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原创性的作品能够让他感到兴奋。我在我们的编辑会议上见到他,他正翻阅着一堆的作品,说——”Kuntz停了一下,然后发出一种德国式的抑扬顿挫的声音:“太不严肃了,太老套了,如果你擅长表现这么多的风格,你就不会有自己的风格。”

Kuntz停下来总结我一直试图归纳的内容。

“日复一日,编辑们必须决定选择谁的作品来发表。他们每个人都固执己见,而且都喜欢成为发现者,第一个去说‘看!这里有人以不同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他们必须能够看到——或者说是洞悉——翻天覆地的变革。伟大的设计师能改变我们观察和理解的方式。他们让同行、编辑、产业—甚至整个文化——巧妙地改变航向。”

“好的设计师会被人们所发现,并且他们的作品会被发表。伟大的设计师改变我们观察和理解问题的方式。他们会导致编辑、行业——甚至整个文化——巧妙地改变航向。”

我不得不佩服 Herdeg 的无畏。我在这里努力去表达设计和艺术的关系,而 Herdeg 认为它们是平等的,并东奔西走地让世界认同他的观点! 同样,我被Herdeg在设计漩涡中的处事之道打动了。他出版了一本了不起的杂志,而这也是他设计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收敛着自己的锋芒,而让他人的创意作品受到关注。而Jack Kuntz也是这样做的,他将自己的创造力用于服务Herdeg的愿景。所有的设计师都会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做出这种妥协吗?

Josef Müller-Brockmann和Ruedi Rüegg 人,而不是作品集

Ruedi Rüegg(1936—2011)出生在苏黎世,曾就读于苏黎世工艺美术学校。Rüegg的教授Josef Müller- Brockmann很快发现了这位学生的才华。Rüegg在Müller-Brockmann那里实习,并在毕业后为他工作了两年。Rüegg在1963年前往美国,成为了Paul Rand的助手。1965年,Rüegg回到了Müller-Brockmann的公司并一直干到了1976年。他在1977年合伙创办了Baltis & Rüegg工作室,后来合并成为Designalltag公司。Rüegg在苏黎世和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教过书。1976年到1981年间,Rüegg担任瑞士平面设计协会主席。通过与卡内基梅隆大学合作,Rüegg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最完整的瑞士海报设计集。Rüegg的著作《Basic Typography》(1979年在瑞士出版, 1989年出版了英文版)仍然是此领域内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1974年4月,当我打电话到Müller-Brockmann的公司并准备报上Jack Kuntz的名字时,那里的接线员认出了我的名字,她说已经收到了我的信(离开美国之前发出的),并很友好地跟我约好了一个会面的时间。到苏黎世火车站后我才发现随身携带的地图不见了。当我试图找出租车送我们到Müller-Brockmann 的办公地点前,我用蹩脚的法语向一位路人问路。她猜出我不是法国人,并用流利的英语询问是否可以为我提供帮助。我把地址给她看了看。

“是的,我听说过这个人,我们这里的歌剧海报就是他设计的。“她开始给我指方向,然后看了看她的手表,说,“来,跟着我走,那里离我去的地方只隔一条街,这样你们就不会迷路了。“瑞士人真的是非常友好和好客!

她身材矮小,但步伐很轻快。她对我们的行程很感兴趣,并且对我们告诉她的东西感到很高兴。

“很好。你们不仅仅是观光客。欧洲神秘的宝藏只展现给那些有追求的人。”这就是Herdeg和Kuntz也对我的旅程感兴趣的原因吗?也许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希望让游客看到他们真实美丽的家乡,而不仅仅是其外表。美国的每座城市都有各自的文化符号,但是欧洲城市的符号似乎更微妙、更显著。我们谈到了Müller-Brockmann的歌剧海报。

“哦,是的,每个孩子都喜欢和自己有关的故事。我们瑞士人喜欢那些能够体现我们文雅、高尚和智慧方面的东西。”她在谈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开销时有点自嘲,但那也是很正常的。“看得起歌剧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还会讨论演的内容,因为他们喜欢的是那些海报。包括我自己!”

我们的带路人为我的关于艺术/设计二分法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艺术是一种审美体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设计可以将这些审美传递给那些无法体验到这些高雅艺术的人。设计和艺术也许是一个整体的两端,分布在美和效用,以及隐藏的美丽和明显的外表之间。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我向她道谢,并询问如何报答她并与她保持联系。她向我们挥手告别并诚恳地说,“享受你的瑞士之旅。”

Müller-Brockmann的公司可以看作是一个瑞士海报博物馆。楼梯、大堂和走廊上都挂满了大幅的海报。

当我走进去时,Rüegg正坐着工作。他没有站起来,但示意我找一个座位坐下。他没有花很多时间看我的作品集,只是翻阅了一遍。

“我们面试的是人,而不是作品集。如果你想在这里工作,你的作品必须具有 Müller-Brockmann的独特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客户来找我们,而我们都为此感到很高兴。”

“我们面试的是人,而不是作品集”,他说,可能是作为上述行为的一种解释。

“如果你想在这里工作,你的作品必须具有 Müller-Brockmann 的独特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客户来找我们,而我们都为此感到很高兴。”

他很自在地谈论了关于设计、历史和商业的话题。我记得在我的研究中提到过,Rüegg曾为 Paul Rand 工作过,所以我问了他关于和 Rand 及 Müller-Brockmann 一起工作的问题。

“哦,他们就像地球的南北极!“”Rüegg轻快地说。“Rand 喜欢使用大量的字体,比如Garamond字体、Caslon Old Style老式字体、Baskervillei字体、Railroad Gothic字体,甚至他自己的手写字母! Müller-Brockmann早期就发现了一种很好的字体,可以满足你的一切需要。Helvetica字体能让我们在尝试其他图形元素的同时,还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特风格。当然,Helvetica字体的瑞士出身也起了一定的帮助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Helvetica字体变得无处不在,因为一些设计师,像Hoffmann和Müller-Brockmann,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以各种方式利用它。

“我打算写一本关于这一切的书,如果我有时间的话。”他说。接着他又回到了对Müller-Brockmann与Rand的比较上。“现在,Rand和Müller-Brockmann确实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有些教条主义——可能有人会说成是固执己见。他们两个人——你怎么能公正地评价呢?他们都非常直接,都坚信平面设计可以帮助人们更清醒地思考,帮助企业更高效地运行。尽管这两位大师有很多不同,但他们在工作方上都表现得非常专业。为Rand或者Müller-Brockmann工作的真正价值不是在于做出类似于他们的作品,而是学习他们的专业态度。你会发现,只有当你足够专业时,你才会有完全的创作自由。”他停顿下来,偷偷地笑了一下。“他们都会让你觉得自己必须成为他们一样。令人惊讶的是,我发现,通过与Josef共事,我可以从他所做出的选择中学习到方法,但最终我必须打破这些,针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的需求,做回我自己。为一个产业中的巨人工作就像一种易货贸易。他们具有知名度和客户,你必须做出符合那些客户期望的东西,但是最终你不得不做回你自己。一旦你掌握了你的导师的思考方式,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在其理念和风格上进行扩展。”

Müller-Brockmann 的公司设计的四张海报。平衡是瑞士海报的首要特点。相比起其他视觉传达而言,它们显得很正式,甚至有些死板。然而,它们在自由中体现着平衡,严肃的主题中带有古怪的基调。

Rüegg的设计显示了对永恒的秩序感和创作的探索。

“只有当你足够专业时,你才会有完全的创作自由。”

“我们也很想雇用一位聪明的美国设计师,但在这里很难办到。如果你来这里学习,并成为Josef的学生,那么没问题。”就这样,对话以一种优雅的方式结束了,于是我答应去了解一下具体的申请流程,并友善地与他道别。

Heinz Edelmann 每过十年,烧掉你的作品集

从职业生涯一开始,Heinz Edelmann(1934—2009)就找到了诀窍,找到了能够让他完全自由发挥想象力的客户和场所。他出生于前捷克斯洛伐克,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版画制作,并曾在英国、荷兰和德国工作。他为创新性的德国时尚杂志《Twen》(1959—1970)绘制的插画使他在欧洲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当动画电影《Yellow Submarine》1968年在美国播出时,插画师 Edelmann 的名声传遍全球。这部电影对当时新兴的创意界所带来的影响无法用言语描述,它不同于任何之前的动画电影。随后他尝试创作动画版的《指环王》,但以失败告终,而Edelmann继续让他富有想象力的标志性作品出现在世界博览会、海报、杂志和图书的封面中。他在75岁去世前不久,还在坚持插画教学和出版插画图书的工作。

1974年5月,电话铃在海牙响起的方式令人感到陌生,所以我不确定我听到的是忙音信号还是铃声。在我第三次尝试的时候,Heinz Edelmann 接起了电话。我告诉他我将在小镇上待三天。我很钦佩他的作品。电话里很吵,所以我不确定他是否在说英语。

在听了一两句话以后,他说,“我很忙,我有一堆的封面要完成,你为什么不到我这里待上十来分钟,然后我可以快速地看一下你的作品?”

Edelmann的房子很时尚,刷成明亮的白色,很有荷兰特色。他穿着白色的裤子,白色的衬衣,赤裸着双脚迎接我的到来。他的态度既真诚,又显得很顽皮和热情,因此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欢迎你,请坐,很高兴你打来电话。”他给我递了一瓶可口可乐。“你是美国人,那么也许你可以帮我完成这些?”他真的正在处理一堆图书的封面,而其中大多数是多语言版本。他告诉我,它们明天就要印刷了。

“你的设计怎么能这么快就获得批准通过?你是如何做到的?”我问。

“噢,获得批准,这是你的工作。”他说话的调子极具节奏感,经常在句子之间停顿。“找到一个客户后,你要了解他们的偏好,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你的想法和他们的一样了。这需要,呃,有时候几天,有时候一年,有时候是瞬间!如果你几年内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忘掉它们,你需要改行了。”

Edelmann是一位传统的设计师及插画家,他实现了视觉和语言之间的完美融合。对于他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好奇心很大程度上是驱使着我联系他的原因,并且我想跟着他学习一小段时期。

“我会做一个小的草图,大概邮票大小。我可能会做三个或者一打,每一个不超过几秒钟,以此证明我有这个想法。这些草图只有我自己可以理解。”

“噢,我是怎么工作的。嗯,以图书封面来说,报酬并不是太多,因为我必须在一个小时内

完成一个。我会做一个小的草图,大概邮票大小。我可能会做三个或者一打,每一个不超过几秒钟,以此证明我有这个想法,而且这些草图只有我自己可以理解。我会在草图上设置字体。我把德文放在第一层,这种文字需要的空间最多;然后是法语,接着上面是英语,然后最上面是荷兰文,有的时候是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来画插画。”我无法想象,在一个小时内准备完可供出版的多语言版插画后,还怎么为其他事情留下时间!“接下来,我直接在绘图板上进行上色和作图。”他一边说,一边准备一个调了多种颜色的调色板。他拿着几支上了色的画笔挥舞了一番,然后一只小动物便出现在纸板上。他画的看上去像是一只在歪嘴坏笑的绒毛狗,十分主动。这幅插画不到 5分钟就画好了。最令人惊讶的是,他还一直在说话。

“所以我就主要了解它的主题,并只是问,是什么会让人们产生足够的好奇心,而愿意花钱购买?”

“我喜欢在动笔绘画之前先读一下这本书,但通常我做不到,所以我会阅读出版商送过来的精简版。我过去经常会给作者打电话,向他们询问这些书的真正内涵。一些出版商对我的这个做法感到不安,所以我就主要了解图书的主题,并只是问,是什么会让人们产生足够的好奇心,而愿意花钱购买这些书?你知道吗?你引发了他们的思考。他们之所以买,是因为有些东西戳中了他们的内心,让他们感到好奇,所以他们才会付钱。”

我被他这种充满无畏精神的方法吸引住了,并问,“你是怎么让这些插画以正确的大小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呢?”

他回答说,“这个,是的,这需要一点练习,但我经常一看白板,就仿佛能看到想要的插画,就像幽灵出现一样。如果我还看不到画,那么我就先去弄下一本书,然后再返回头来。“我在工作时必须听音乐,来保持我的工作速度,”他继续说。他的留声机正在播放一张非洲圣诗班合唱的专辑,即使他正在为小说、诗集、传记或者参考书设计封面。“总是需要思考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新的东西。”

一个不倒翁出现在画面中。我看到了他的风格,活泼中又带有永恒。我不禁惊呼,“我还没有看到过有客户允许设计师不打草稿直接创作!”

他在绘图板周围走动着,一边将一些东西放在特定的位置上,一边说,“早些年,我在法兰克福为一个机构的艺术总监工作。他的助手过去常常打电话给我说,‘Fritz需要三幅插画:第一个,145mm×192mm大小;接下来的是188mm'等等。但他并不知道要在这些图框里要放些什么内容。我们必须看过了半打草图之后,才能了解他想要的。他的那些日子过得可不好,因为他的插画没画好。”

他停顿了一下。“每一个时期都有喜欢对你指手画脚的客户,而我只好把他们全部炒鱿鱼,然后出去找一些新客户。有些爱管闲事的人不会给你回电话,但是还有一些不错的人会跟你说,‘好吧,Heinz,就照你的方式去做,什么时候可以完工?你又让我延迟了。'有时,你还能得到更高的报酬!”

“对于那些对你的设计指手划脚的客户,你不得不把他们全部炒鱿鱼,然后走出去找一些新客户。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不会给你回电话,但是好的那些,他们会给你回电话,说,‘好吧,就照你的方式去做'。”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在美国?你不能得到这里的工作许可,所以我帮不了你。”

他很注意保持自己的面试礼仪:如果你不能帮助你的面试者,那么把话说在前面。我试着解释我是如何知道他的名字的,并避免有谄媚的嫌疑:“嗯,我看了《Graphis》,当然,还有《Yellow Submarine》,所有人都为它倾倒。”

“哦,那整个项目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显然,他很满意我对这部电影的评论。

“一场噩梦吗?”我惊讶地问。“我以为这是历史上最具开创性的平面设计之一。”“非常辛苦,”他说。“他们给我的这个脚本,有一个很长的海底场景,但他们付钱让我来做故事板,所以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因此,我无视了他们的脚本,边做故事板边听披头士乐队的歌。这些人物便自然而然地诞生了。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我在伦敦租来的一个又小又冷的公寓里完成的。这些工作把我累得筋疲力尽,我弯着腰,趴在一个便携加热器上就睡着了,手臂都被烧伤了。整个事情非常艰苦。披头士乐队,你知道,他们那么受欢迎,我们得不到任何接近他们的机会,最多只能握下手。”接着,Edelmann谈了很多关于这部电影的事情:比如创意控制权的争取,以及如何与高管甚至是律师进行抗争。Edelmann对于这部电影的远见最终胜出。我想到,在我的作品集中有许多件作品均因为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导致结果低于预期。Edelmann给我的启示似乎是这样的:永远不要以环境不好、脚本糟糕,甚至身体不适做为借口。痛苦、不利环境,很显然,这在设计中如同选择字体和颜色一样非常常见。你的最终作品就是呈现在公众眼前的作品一切。他显然对自己的最终作品很满意。但听到这部杰作背后的过程,让我思考并准备我的未来。混乱和冲突,是创意人才成长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Heinz Edelmann为一系列广泛的主题带来了活力。他快速变化的风格意味着客户不得不期待意想不到的结果。

Edelmann 看着我的作品,沉默了一会儿,他不批评任何个人的作品,但给了我建议:“你需要更灵活的客户。剧院——他们总是需要有人为他们设计海报,但他们没有钱,这意味着他们更难拒绝你的作品,所以通常你可以做一些…”他用一只手做着圆周运动,而我将这作为这句话的结论,意思是“令人兴奋的东西”。

他坐在椅子的边缘上,看着我的作品,双手合十,定睛细看,站起来,换了首曲子,然后又转去看他的插画,从一件事情转到下一件事情。我把这视为一个信号——我该走了。于是我开始收拾行李。

“Edelmann先生,非常感谢你花时间与我交流。”

“不,”他说,他的口音被他在伦敦的作品所感染了。“坐下来,我们还可以谈一谈。”也许他有更多的东西告诉我。我知道我应该离开,但他是一个如此令人欣喜的导师!他继续和蔼地说,“当你着手开始创作时,你要寻找自由,并会得到一些奖励,继而不断探索创作的灵活性。你做了一个作品集,然后它引起了客户的兴趣,他们要求你做一些类似的东西,但那已经是你的过去了,你想做的是不同的事情。让他们感到失望的是,你的创新看起来不像你过去的作品。所以你看,你总是需要谈判,来获得更灵活的关系。”

我说,“我之所以对您的作品充满崇拜是因为,您似乎已经获得了保持并改进自身风格的方法。我刚拜访了《Graphis》杂志的 Jack Kuntz,他认为您是一个真正特立独行的人。”

Edelmann点了点头,“特立独行”这个词显然是他不常听到的。“牛仔吗?Herdeg是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人,而他自己知道这一点。如果你能出现在他的杂志中,你的身价马上就会提高。”他的注意力再次开始转移,就像一个国际象棋大师在同时进行多个棋局。

我突然觉得,这与几周前 Jack Kuntz 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编辑们希望看到一个清晰可辨的风格。而Edelmann说,客户有时会感到他们正在为一种风格而付钱。特定风格可能有助于销售。但作为一个创新者,新风格可能会对销售不利,这是一个商业命题。

我很好奇他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当你的作品集成为障碍时你会怎么做……”

“是的,每十年,”他停了下来调合颜料,这是一个需要集中他所有注意力的活动。“在完成《Yellow Sub Marine》的几年之后,我非常沮丧。我接到的工作千篇一律,很多人都想让我为他们也创作出雷同的作品,他们给出的报酬是不错,但是我拒绝了,我把它们全部抛掉,做了一批新的作品——不同的风格,很松散,所以我可以工作得更快——而我不再需要为了提交批准而制作草图了。”

“你扔掉了你的作品吗?是这个意思吗?”

顿悟时刻:永远不要以环境不好、脚本糟糕,甚至身体不适做为借口。痛苦、不利环境,很显然,这在设计中如同选择字体和颜色一样非常常见。你的最终作品就是呈现在公众眼前的作品一切。

“嗯,实际上我把它们烧掉了。如果你把它们还留在柜子里,你就无法摆脱它们。如果你扔了它们,那么你就必须进行实验,强迫自己承担巨大的风险。我真的能做出更好的东西吗?如果你感觉很舒服,你就是在偷懒。”Edelmann沉默了15秒,盯着一块绘图板,用一支蘸了水粉颜料的画笔在那里龙飞凤舞地画着。他用他的画笔来攻击着绘图板的表面,并以此绘画。一个像是木偶或小丑的形象在明亮的色调中呈现出来。

“所以,你看着图像,以及文字与之结合的地方,然后你将图像画在上面。”任何研究过书法的人都学过如何书写字母,让眼睛顺着钢笔或画笔尖移动来完成书写,这样的话手会跟着眼睛一起运动,Edelmann就是这样做的。在绘画的过程中,他打开了另一瓶可口可乐递给我——是什么让他想到这些的呢?最后我说我该离开了,并对他致以最深的感谢,而他抗议说我应该多待一会儿。

然后我毫无先兆地问了他这个问题:“设计和艺术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顿悟时刻:作为一个商业命题而言,风格有助于销售的。但作为一个创新者,风格可能会抑制销售增长和发明创造。

Edelmann疑惑地看着我。“你知道,我学的是版画,不是设计。我内心总是不想受到监管。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理论,那就是,设计师们承认他们听命于客户,即使我们反对这样。艺术家不听命于任何人,即使他们这么做,他们也不愿意去承认。由于要为客户进行创作,所以成为设计师要比艺术家难得多。客户可能会给你一定的期望:‘这些观众并不是很有经验,你的作品必须直接打动他们。'设计师会认为这很丑陋,但如果某些观众喜欢它,而特定的客户赚到了钱,他们会跑回来找你。这时,你就处在了一个尴尬境地,因为你做了一个“好”但糟糕的设计。所以,设计更加复杂:有‘好的'好设计,有“坏的”好设计,有‘好的'坏设计和“不坏的”坏设计。而艺术就是艺术。”

“每过十年,烧掉你的作品集。然后你就必须进行实验。强迫自己承担巨大的风险。我真的能做出更好的东西吗?如果你感觉很舒服,你就是在偷懒。”

“设计更加复杂:有‘好的'好设计,有“坏的”好设计,有‘好的'坏设计和“不坏的”坏设计。而艺术就是艺术。”

我再次对他表示感谢,然后走出他的房子,置身于海牙明媚的午后阳光。他给了我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和一些杰出的见解。他几乎没有错过他的工作中的任何一拍!我曾经希望他以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区分艺术和设计,但是我发现他的回答复杂得令人不安。真的同时存在好的艺术和不好的艺术吗?也许他的意思是,如果艺术家对一件作品满意,并认为它已经完美并可以展览,那么从定义上来说这是一件艺术品。人们用它做什么与创作的过程并不相干。

Charles和Ray Eames找到了在创作中的自由;Edelmann为自由而战;Herdeg通过放弃而得到了自由!Ruegg通过从他的老板那里学习训练有素的工作习惯而得到了自由。

我带着更多的答案、更多的问题,以及与更多创意传奇们进行对话的渴望回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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