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分析（修订扩展版）

犯罪心理分析（修订扩展版）

Inside the Criminal Mind（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美]斯坦顿·萨梅洛（Stanton Samenow）　著

姚峰 等译

姚峰 审校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犯罪心理分析：修订扩展版 / （美）斯坦顿·萨梅洛（Stanton Samenow）著；姚峰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7

ISBN　978-7-115-46318-0

Ⅰ.①犯…Ⅱ.①斯…② 姚…Ⅲ.①犯罪心理学Ⅳ.①D9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6450号

定价：78.00元

读者服务热线：(010)81055656　印装质量热线：(010)8105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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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罪犯是天生的，还是家庭或社会造成的？当他们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或者说，罪犯的心理本来就与普通人不同，在伤害他人时不仅毫无内疚，甚至还会获得某种特殊的快感？果真如此，他们有变成好人的可能吗？

在《犯罪心理分析》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犯罪心理专家斯坦顿·萨梅洛博士基于对数百个亲身经历的案例——既有盗窃犯、强奸犯、杀人犯等原始的犯罪形式，也有毒品走私犯、恐怖主义罪犯、互联网罪犯等新的犯罪形式——的深入考察提出，犯罪行为是犯罪人格的必然产物，而犯罪人格是错误思维模式的产儿，因此，理解罪犯的认知模式比了解犯罪原因更重要。这一观点颠覆了把犯罪归结于外部环境或精神疾病的传统理论，为我们重新认识、预防犯罪以及转化罪犯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作为里根总统的犯罪顾问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鉴定专家，萨梅洛博士强调，犯罪人格虽然异常顽固、难以辨别和治疗，但依然可以通过帮助罪犯改变其思维方式进行矫正。毕竟，罪犯能否痛改前非完全取决于自己：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译者序

当拿到这本《犯罪心理分析》（Inside the Criminal Mind）的英文书时，我回忆起了十几年前的工作经历。那时我还在监狱工作，是一名监狱的心理咨询师，当时接触的大量个案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就是该书所论及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有很重要的价值，于是开始组织翻译。一年多过去了，这本既专业又适合大众阅读的书终于面世了。本书是第三版，作者斯坦顿·萨梅洛博士拥有长达四十四年访谈罪犯的经历，在撰写此书的时候选择了数百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案例，揭示出犯罪主要是罪犯的思维模式出现了问题，并提出了改变这种思维模式的方法。

斯坦顿·萨梅洛博士特意选择了那些处于犯罪性连续体的极端个体。他希望读者能通过理解极端思维模式的表现，可以更容易地辨别出某种并不那么极端的思维模式。他认为行为是心理认知的产物，因而，理解罪犯的认知模式比了解犯罪原因更重要——罪犯和常人的主要差异就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

斯坦顿·萨梅洛博士认为，一些流行的观点不足以解释犯罪行为的成因，例如，那些认为是父母的原因导致了犯罪行为产生的看法，或者认为一个人会成为罪犯是由其生物学基础而导致的观点，等等。

作者认为，犯罪人格是导致犯罪的主要原因——罪犯不会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懊悔；当事情不符合罪犯的预期时，他会认为是别人的错，无论其预期多么不切实际；罪犯不愿意吃苦，希望走捷径，自己犯了错却指责他人；即便已经被宣判有罪，许多罪犯仍然会否认自己的罪行，并声称自己遭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等等。同时，作者还认为犯罪人格具有顽固性和难以辨别性，并且难以治疗和改变。

但是，作者并没有认定犯罪人格是铁板一块，而认为矫治的关键是帮助罪犯改变其思维方式。因此，作者介绍了改变罪犯思维方式的项目，还专门列举了运用这些项目转化罪犯的个案，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操作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在于让有机会和能力重新选择的罪犯学会承担责任。作者在此所针对的问题是：选择权、自愿、善与恶、一个人对诱惑的反应以及在逆境中表现出的勇敢或者怯懦行为。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如果不能帮助一个罪犯改变其最基本的东西——思维，那么是不可能让他放弃犯罪并负责任地生活的。

综上所述，《犯罪心理分析》不但可以为从事犯罪预防和矫治的专业人士提供参考，也适合对犯罪心理学感兴趣的广大爱好者阅读。

本书的翻译工作分工如下——冯莹：引言、第1章至第6章；吴佳佳：第7章、第8章和第13章；毛梓煜：第9章至第12章、第14章；姚峰：第15章、第16章；全书由姚峰负责统稿和审校。

姚峰

2017年3月于合肥

序言 写在2014年版之前

1970年1月，28岁的我成为了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参与萨缪尔·杨切尔森（Samuel Yochelson）博士在华盛顿州圣伊丽莎白医院进行的研究项目，这是一项针对犯罪行为的调研。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项事业会持续到我70岁。杨切尔森博士自1961年着手进行该项目，而该项目至今仍是北美持续最久的罪犯研究与矫治项目。杨切尔森博士于1976年12月12日辞世，我便接手了这项开拓性的工作，继续对罪犯进行评估——不论是小偷，还是杀人狂魔。

数十年来，大家往往将罪犯看成驱力的受害者，认为罪犯很难甚至无法对驱力进行控制。事实上，大家把所有能想到的事物都看作犯罪的成因：贫穷、不称职的父母、同辈压力、媒体中的暴力以及各种类型的心理疾病。项目伊始，我和杨切尔森博士也是这样认为的。在1961年到1978年间，我们花费了数千小时对罪犯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进行访谈。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发现，上述犯罪成因都经不起审视，这些罪犯并非被动地被环境所塑造。此外，有些罪犯甚至利用我们对犯罪成因的追问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开脱。一名罪犯在经过数月的精神治疗之后，流露出少有的坦诚，对杨切尔森博士说：“博士，如果在接受您的治疗前，我还没有足够的犯罪借口的话，那么，在经过治疗后，我已经有了充足的借口。”研究者一旦从犯罪成因的迷雾中抽身出来，就能够深入地理解罪犯如何看待和理解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探索出帮助他们改变的方法。行为是心理认知的产物，因而，理解罪犯的认知模式是每一位政策制定者以及同罪犯打交道的工作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1977年2月17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新闻中播出了我们在圣伊丽莎白医院所做的工作，自此，管教机构、心理健康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物质成瘾咨询机构、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等专业机构开始邀请我去做演讲。听众的反应不一而足，其中不乏对我的攻击（甚至谴责我是危险人物）。这是因为我向那些“毋庸置疑”的犯罪成因理论提出了挑战，更进一步宣称“犯罪人格”的存在。那些很少与罪犯面对面交流的理论家与那些天天同罪犯打交道的工作人员拥有完全不同的意见。管教人员、咨询师、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心理学家则高度认可我们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每天的所见所闻证实了我们的观点，还因为这种观点能够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开展工作。

《犯罪心理分析》第一版于1984年出版，第二版于2004年出版。如今，十年又过去了，是时候对这项工作做一些更新了。在新版本中，你将能够更细致地理解罪犯的思维过程和常用策略，而非过度关注他们的生活背景或罪行。

人性并没有发生变化，在以前版本中所描述的犯罪心理也没有变。只是，社会的持续变迁为犯罪行为提供了新的表现方式。比如，欺凌并不是新鲜事物，而网络欺凌则是最近才出现的，这就为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和成年人提供了新的平台，他们使用这种方式给他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网络为调研、销售、旅行和沟通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个同样便利的世界，使得他们可以积极地开展“探索”，实施新的犯罪方案。网络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更加高效和直接的犯罪途径，便于他们进行欺骗、偷窃和恐吓。网络犯罪日益成为威胁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极大隐患。网络罪犯可能与受害者相隔甚远——他们入侵政府的电脑系统、窃取个人信息、盗窃身份信息、摧毁公司内有价值的软件或商业记录，而这些都是执法力量鞭长莫及的。

在2004年的版本中，我用一章描述了药物成瘾的罪犯。在新版本中，我扩展了处方药物滥用，详述了新型合成药物的制造和使用，这些合成药物加剧了本已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药物的生产、分配和使用诱发了更严重的犯罪行为。

为了更少地关注所谓的犯罪成因，更多地提供与罪犯思维和行为相关的细节，我用一整章报告了两个案例——两个成长于不同生活背景的年轻人都犯下了杀人罪。你会发现，虽然其中一人来自富裕的家庭，另一人成长于贫穷而混乱的家庭，但他们的思维模式却惊人的相似。阅读本书，你会发现侵吞数百万资金的白领与为了20美元就用刀威胁行人的街头小混混在思维模式上并无二致。

本书还增加了一章，专门讨论犯罪中的性。性犯罪与对性的追求、获得性满足几乎没有联系。相反，罪犯通过性犯罪活动展示了自己的力量，获得了新的自我认识，即“我是不可抵抗的”。这对于理解某些沦为罪犯的神职人员、教练、顾问和教育者的内心很重要——他们操纵别人、培养信任关系，利用自己的职位对儿童或成年人实施性侵犯。

当要求未被满足时，这些人就会怒火中烧——因为，他们试图证明自己是有力量的、独一无二的和至高无上的期望落空了。他们会将此视作对自我形象的威胁，而普通人只是对此感到心烦而已。因此，本书用一个章节探讨了愤怒：在一名罪犯身上，愤怒像癌症一样不断转移，而任何阻碍他的人和事都会成为其攻击的目标。

不论给别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身体上、经济上或情感上的伤害，罪犯仍坚信自己是一个好人。伤感的情绪和野蛮的暴行在一个人身上并存。一个暴徒说：“我可以从流泪变为冷酷，再转变回来。”这对理解罪犯为何会大发善心帮助他人，随后却又肆意妄为十分重要。罪犯将自己视为一个正派的人——这使得他们并不想改变自己。

心理专家往往会通过搜集信息来增进对犯下枪击案和恐怖袭击案的罪犯的理解。一些罪犯接触过心理专家，心理专家试图对他们进行评估，以此理解和疗愈他们；然而，这些罪犯精通骗术，不希望被人理解，更不会显露自己真实的意图。尽管这些受过训练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专家能够将罪犯的犯罪行为解释为某种形式上的精神疾病，却常常无法发觉他们面对的其实是本书所描述的“犯罪人格”——而你将会理解这是怎样发生的。

当专家不能辨析罪犯的犯罪动机时，他们常常认定这些罪犯是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认为他们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或者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而犯罪。自2004年本书面世以来，在庭审过程中，只要有精神疾病被作为辩护理由，我都会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提供意见。在审讯李·博伊德·马尔沃（Lee Boyd Malvo）——臭名昭著的华盛顿枪击犯之一——的过程中，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以精神疾病为由为自己的罪行辩护，最终被无罪释放。我在书中展示了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我发现尽管被告符合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鉴定标准，但他与其他精神病患者仍存在较大的差异。

人们普遍接受的另一个观点是，一个曾经富有责任感、头脑冷静且不具有任何犯罪倾向的人，是因为被环境或压力逼入绝境才犯罪的。我并不认可这种观点，读完本书你会明白为什么。

美国康涅狄格州新镇和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遭受的恐怖袭击，以及2013年发生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中的恐怖袭击仍令人记忆犹新。不论残忍的杀戮发生在哪，都需要结合恐怖分子的生活背景去理解其行为，这些人通过环境因素表现出了自己的犯罪倾向。想要理解这些男性、女性如何变成了政治上的激进分子，我们就需要全面地了解在他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这对理解他们的人格特征至关重要——他们是如何让自己卷入其中并最后实施了暴行的。

研究罪犯在拘留所和入狱期间的想法和行为能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图景，这正是监狱工作人员每天的所见所闻。在本书中，我们会近距离地观察这幅图景，包括帮派如何在监狱的高墙内运作——他们的头目不仅在监狱里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在监狱外也是如此。

传统的“犯罪成因论”仍然指导着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来打击犯罪。政策的制定者们耗费了数十亿美元，片面地相信通过根除所谓环境性的“根本原因”就能够达到消除犯罪的目的。然而，这些采用传统理论的项目依旧未获得成功。比如，“愤怒管理法”被广泛应用于改造罪犯，而结果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它认可了愤怒存在的合理性。而我则建议采用另一种方法。

毫不意外，在探索罪犯改造的过程中，争论从未停息。许多监狱的工作人员借鉴了十年前我们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里发展起来的部分理论。帮助罪犯辨别其思维中的“错误”，接纳这种思维方式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学习和践行正确的观念是这一理论必不可少的部分。事实是，每一个被关押的男性、女性（包括未成年人）——除去被判无假释终身监禁的犯人和死囚，总会在某一天回到大街上。其中的少数人会因为饱尝监禁的痛苦而做出改变，但大多数人本性难移，甚至会被再次送进监狱。如果我们对罪犯的心理有更多的理解，就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做出改变，使他们能够正常工作和过上富有责任感的生活。

引言 扫除理解犯罪心理的障碍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读者了解犯罪心理。我在“请不要将孩子变成罪犯”一章中，介绍了罪犯的思维模式和认知策略，以及罪犯如何在未成年时期慢慢成长为毫无责任感的个体，并最终犯下罪行。接下来的章节介绍了成年罪犯的思维模式，以及这些思维模式如何变成习惯并致使他们不断地伤害他人。这里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医学学生的通病”：认为“我的丈夫做了这些事情，我的儿子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并且，我发现这些也适用于我自己”。如此，你会将一切视为犯罪。

不能忽视的是，人格的许多方面都是连续的。以焦虑为例，一个病人在等待医学诊断时体验到焦虑是正常的；而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会因为过度焦虑而惧怕外出，仅仅想到要去附近的商店就足以引发惊恐。

连续性的概念对于理解罪犯的人格及其心理特征十分关键。撒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乎每个人都撒过小谎。两岁的孩子打翻了牛奶瓶会辩称猫咪才是罪魁祸首。当你的朋友问你是否喜欢她的新发型时，为了不伤害她，即使你认为这个发型不适合她，也会声称很喜欢。当你十分疲劳想要休息一天时，即使没有生病，你可能也会打电话给老师请病假。为了让孩子吞下药丸，你会骗他说药不苦。但是，为了避免尴尬或伤害而说一些善意的谎言的人，与将撒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人有本质上的不同。罪犯撒谎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和脱离困境。他们通过谎言来维持自我形象，认为自己很特别、有权力，认为每一次欺骗他人成功都意味着自己变得更强了。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会对习惯性撒谎做更多的介绍。

当我们忽略他人的感受，一意孤行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就会对他人造成伤害。我们可能会在讨论的过程中随意打断他人的话，轻视他们最近获得的成就。但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这些行为时，就会感到愧疚。而罪犯却绝不低头认错，为达目的，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丝毫不在意。他们将他人视作可以利用的棋子。在他们看来，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接受的。一名罪犯曾一本正经地说：“同情心什么的，对我有什么价值吗？”

连续性的概念同样适用于愤怒。有些人性格开朗，很少生气。在面对挑战和失望时他们仍能保持镇定。而罪犯的内心中一直充满着愤怒，一旦他那些不切实际的期待没能得到满足，就会表现得好像自我形象正遭受着巨大的破坏。纵观这种人的生活，人们不会一直遵从他的意愿，因为无法控制他人，他会不断被激怒。

长期以来，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从根本上看，罪犯与普通人一样，只是他们遭受的创伤和挫折使他们变得具有危害性。一个未成年人堕落到与不良伙伴为伍并加入帮派，是因为其糟糕的家庭生活。一个毒贩贩毒是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薪水太少。这些观点都认为人们是完全被动地被外部环境所塑造，并没有多少主观能动性。但他们忽略了在功能不良的家庭中成长的大多数青少年并没有加入犯罪团伙的事实，忽略了毒贩缺乏教育和只能从事薪水微薄的工作是个人的失败，并非社会的失职。在很多情况下，罪犯被视为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进一步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人都是罪犯，因为我们都爱撒谎、贪婪、难抵诱惑。将有责任感的人的善意谎言等同于罪犯的弥天大谎是非常荒谬的。同样地，将孩子偷玩具的行为等同于罪犯偷盗财物的行为也是荒谬的。这样的观点将人们引入歧途，认为罪犯想要得到的东西与那些有责任感的人想要得到的东西一样。这二者都想获得财富，但有责任感的人会通过努力地工作得到它，罪犯则认为他们有权力获得这些财富，并且会为此不择手段，毫不关心自己的行为将会对谁造成伤害，而是到手后还想得到更多。这两种人都渴望家庭生活，有责任感的人懂得为他人付出和回报他人，会通过关心和爱护他人实现对家庭的渴望。而罪犯只会在口头上表现出努力、诚恳和责任感，行为上却与这些品质大相径庭。

在讨论罪犯的思维模式和认知策略时，应尽量避免简单地将人性分为善良和邪恶两种。1976年11月，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时，卡特总统说：“我从未实施犯罪行为……但已在心中通奸很多次了。”与他一样，我们常常能意识到，如果这些罪恶的想法变成现实，会给他人和自己带来伤害。这些想法在脑海中闪过，但很快就被我们否决了。其中一些消失了，不会再次浮上心头。我们也会与其中一些反复出现的想法进行斗争。然而，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没有纵容这些犯罪的念头——抢劫、纵火、强奸和谋杀。

罪犯对生活中挫折的反应与普通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一个司机在高速公路上抢了我们的车道，大部分人会无奈地耸耸肩，继续开车。然而，具有犯罪思维模式的人则想教训一下这个司机，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公路暴力冲突。当我们在百货商店被店员无礼地对待时，大部分人会选择忽视店员的这种行为；而拥有犯罪思维模式的人则会对店员出言不逊，甚至有可能对其进行身体攻击。面对生活琐事，我们在脑海中会浮现很多念头，但我们会谨慎地应对这些念头。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会考虑后果，明辨善恶。

如果你相信统计数字，在美国，有将近一半的夫妻会以分手和离婚告终。处理夫妻矛盾的方法有很多。如果一个人有了外遇，妻子、家人、邻居、同事和朋友都会落入他设下的圈套。拥有婚外情的人撒下的谎言，在一定程度上与犯罪行为类似。然而，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可能表现得看似忠诚、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

也许，你认为犯罪是相对的，某些现在被视作犯罪的行为，在未来可能就不再是犯罪行为了。一些行为可能有很大的危害，但却是合法的。然而有些罪犯，不管在何时，都会成为“罪犯”。一个强奸犯曾说：“如果强奸被合法化，我就不实施强奸。但是我会干另外一些违法的事情。”对于这类人来说，做任何明令禁止的事情对他们的自我形象至关重要。还有一些“不会被逮捕的罪犯”，你可能对此也有所了解，他们是一些极度以自我中心的人，谎话连篇、背信弃义，踩着别人往上爬，总是试图控制别人，动不动就因自己的过错痛斥别人。他们并没有犯下严重的罪行，但是，他们仍然会给自己的家庭、同事以及任何接触他们的人带来伤害。

当你深入罪犯的心理时，重要的是记住本书所描述的犯罪思维模式和认知策略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我拥有四十四年访谈罪犯的经历，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选择了数百个案例。我特意选择了那些处于连续体中的极端案例。当你理解了某种极端的思维模式是如何运作的，就会更容易辨别出某种并不那么极端的思维模式。

假如一位男性、女性或者未成年人在刚才提到的各种特质上都表现得非常极端——自我中心、控制、不忠诚、不负责任以及冷血，结果就是，他[1]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与基本拥有责任感的正常人完全不同。换句话说，这个人具有犯罪人格。

[1]尽管男性罪犯和女性罪犯会表现出一样的思维模式，采用类似的思维策略，但在本书中，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还是统一使用男性的人称代词“他”进行描述。——作者注

第一章 为什么无法鉴别犯罪成因

在成为从事临床研究的心理学者时，我一直相信，一个人变成罪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部因素。此外，我还将罪犯视为受害者。在和杨切尔森博士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最终我发现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对罪犯的自我讲述越来越心存疑虑，在这些故事中，他们通过指责他人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当我们质疑他们的指控，并且访谈了那些熟悉他们的人后，他们才变得更加合作。我们对原有的一些观念进行了修正，摒弃了其中的一部分，也提出了一些访谈的新主题。在与来自不同生活背景的罪犯访谈数千小时中所积累的证据，迫使我们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理论。我们称之为“不情愿的转变”——对于抛弃原有的关于“人为何变成罪犯”的理论和信念，我们也十分犹豫。当我们不再将罪犯视为受害者时，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得以从“为什么”的问题中解放出来，转而去关注罪犯是“如何”思考的。

我们采用了一种“桌面上的划痕”的研究方式：你并不需要知道桌面为什么被刮花了，与其关心它为什么被破坏，不如检查桌面，看看划痕是什么样子的，评估桌面的状况，从而判断是否能被修复。一个罪犯是如何做决定的？他对于自己和他人有什么期待？他是如何做到十点在教堂祈祷，两小时后却闯入他人的住宅并威胁房主的？行为是认知的产物，通过聚焦在思维模式而非犯罪成因上，我们最终确立了帮助罪犯改变其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方法的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看，对犯罪成因的研究与科学家探索癌症的原因是相似的。人们往往认为，一旦发现是什么难住并吓倒我们，不论这一困难是什么都能被克服。与研究癌症不同的是，我们应该抛弃一种期待——认为成功地找到了“根本原因”，就必然会发现治愈的办法。全神贯注地探索成因，而非聚焦在解决办法上，是偏离正轨的。

“罪犯是社会、心理和身体上的受害者，并且他们毫无控制能力”，这个理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一些社会学家声称，犯罪行为是不能被理解的，是人们对机会被剥夺以及不当的社会政策做出的适应性反应。此外，充满压力、竞争的社会环境也被当作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有些人则将犯罪行为归因于错误的价值观，这些错误的价值观使人们疏远了社区、工作和政府。心理学家则强调早期的家庭生活经历，尤其是不称职的父母是导致犯罪行为的原因。19世纪，罪犯“生而劣等”的理论曾得以发展。21世纪，科学家重拾这个理论，希望通过研究找到犯罪的生物学基础。

在1957年的音乐剧《西区故事》中，斯蒂芬·桑德海姆（Stephen Sondheim）通过歌曲《哇，克鲁克警官》表达了对青少年违法行为成因的思考。在这首歌中，少年犯并非不善良，他们犯罪是因为受到了“社会疾病”的伤害——社会“将他们玩弄”。这些歌词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犯罪是根深蒂固的精神疾病和社会贫困的表征。1964年，心理学家奥维尔·霍巴特·莫瑞尔（O.Hobart Mowrer）在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质疑精神分析是否为犯罪行为提供了过多的辩护，以致最终助长了“反社会者”（现在被称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他用一首歌谣说明了这个问题：

三点时，我对亲兄弟充满复杂的心情

随后，我毒死了我的爱人

现在我非常开心，从中学到了一个道理：

我所做的一切，都源于他人的错误。

它所讽刺的“犯罪成因论”，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每天，杂志上的标题和爆炸性的新闻依然不断指出所谓的犯罪成因：

暴力游戏引发暴力行为

愤怒与身体的兴奋有关

睡眠障碍可能诱发攻击性行为

汽水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有关

日本老年人犯罪……孤独是罪魁祸首

糖果导致成人犯罪

暴力犯罪与胆固醇有关

探索犯罪行为的环境诱因的倾向仍然流行。2008年6月10日，《圣路易斯快邮报》报道称：“到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已经下降了，因为汽油已经在20年前失去了主导地位。”《今日美国》于2009年7月17日刊载了题为“排名前十的‘坏男孩’的婴儿名”的文章；《科学通讯》也在2013年8月2日提出，气候变化与全球的暴力冲突紧密相关。

尽管有数不清的环境因素被认为会引发人们的犯罪行为，但只有所谓的暴力游戏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公众舆论的持续关注。这种关联并不新鲜。42年前，弗雷德里克·沃瑟姆（Frederic Wertham）在其著作《纯真的诱惑》中将漫画书描绘为“犯罪的入门书”。人们总是将暴力电影、暴力电视节目、暴力电动游戏与暴力行为联系起来。媒体评论者甚至建议，在写新闻稿时要删去任何可能导致“模仿谋杀犯”的文字和图片。

上百万人目睹了电影和电视剧中展示的暴力。过去50多年来，影迷们蜂拥去看充斥着暴力镜头的007系列电影。数以百万计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会玩极其暴力的电动游戏。但是，有责任感的人并未因他们所看的充满暴力画面的影视作品和所玩的暴力游戏而成为谋杀者。

统计发现，电动游戏销量飞涨，与此相反，青少年的暴力犯罪行为却下降了。2010年10月的《哈佛健康通讯》在引用了相关研究后指出：“暴力电动游戏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部分，特别是男孩，也是他们正当乐趣的来源。”美国最高法院于2011年6月裁定电动游戏受言论自由权利的保护，此外还指出，针对暴力电动游戏的心理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缺陷。

模仿杀人的确会发生。2014年1月25日，一名男子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市的购物商场袭击了三名市民，致使两人死亡、一人受伤。《巴尔的摩太阳报》称这位“杀人魔”模仿了1999年科罗拉多州卡伦宾高中校园枪击案。这名男子一直等到当年枪击案发生的时间才开枪。他还模仿当时的枪击犯，将枪放在自己的口中扣动了扳机。人们发现，臭名昭著的科罗拉多枪击案还停留在公众的意识中。随后的大量案件亦是如此，包括发生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电影院的枪击案、康涅狄格州新镇桑迪胡克小学的枪击案以及华盛顿海军工厂的案件。然而，许多从媒体知道这些恐怖事件的人从未想过模仿它们。所以，应该被指责的并不是电影、电视、报纸和电动游戏呈现了什么，而是人们在观看电影、电视和打电动游戏时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

在科学研讨中，对犯罪原因的讨论变得更加复杂，犯罪因素很少被认为是单独起作用的。相反，社会学家认为所有“风险因素”会同时对犯罪产生影响，这是一种生物心理现象。

为什么人们坚持关注犯罪诱因？犯罪侦查员、美国情报特工处成员凯文·道林（Kevin Dowling）对一个虚假的理论——认为人们的暴力行为明显受月亮圆缺的影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解释，这种信念“来自于人类在纷乱的世界中找到控制感的需要，想在经验中寻找可辨认的模式”。换句话说，一旦知道什么因素在影响我们，我们就会感觉好一点，即便我们并不能对此做些什么。

没有一种单独的因素或条件足以解释犯罪行为的成因。社会学家罗伯特·麦基弗（Robert Maclver）在撰写关于青少年不良行为的书时提出：“当问为什么不良行为会发生时，就如同问人性为什么会如此。”这句话写于1966年，时至今日仍然有效。尽管犯罪生理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也许能为我们揭示犯罪的成因，但是与数十年前相比，我们或许并没有离成功地解释犯罪成因更近一步。

环境并没有导致犯罪

将贫穷与犯罪随意联系起来的做法可以归咎于古罗马皇帝和哲学家马克·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他认为“贫穷是罪恶之母”。如今，距美国前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提出“贫穷是罪恶之源”也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在1968年9月18日关于犯罪成因和预防的研讨会上，克拉克列举了一系列造成犯罪的因素，他说：“犯罪与贫穷、疾病、糟糕的居住环境、机会缺乏、种族隔离、不公平和绝望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我们应该敏锐地觉察到犯罪的本质和原因……并且大胆地承认它们。”紧接着，大量的政府项目被用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这些人正过着克拉克所描述的那种凄惨的生活。毫无疑问，许多人从这些项目中获益，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然而，犯罪仍是棘手的社会问题，大众仍坚持认为贫穷引发了犯罪。

犯罪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经济阶层、种族或任何特定的团体。绝大多数穷人并不是罪犯，而许多富人却成为了罪犯。美国司法部在2010年进行的调查显示，来自收入75000美元及以上家庭实施过偷盗行为的学生的数量，是来自收入15000美元及以下家庭的3倍。所谓的白领罪犯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自20世纪末到今天，他们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尽管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却一直存在挪用公款的罪犯和经济诈骗犯，他们欺骗民众，甚至欺骗自己的家人。他们做出恶劣的行径并非因为贫穷和缺少机会，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可以罔顾法律。

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贫穷诱发犯罪”的旧观念如今依然存在。2005年，联合国大会提出“犯罪与贫穷的困局”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是不成立的。约瑟夫·唐尼梅耶尔（Joseph Donnermeyer）和他的同事在2006年指出，“社会解体”在农村和城市都导致了犯罪的发生。

然而，富裕的生活环境也会被认为是犯罪的诱因。2013年6月15日，得克萨斯州的一名少年因酒驾撞死了四名行人。他的律师告诉法官他是受“富贵病”所害。律师辩称男孩的父母忙于自己的事务，没能对他进行一定的约束，导致他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良行为会造成恶果。“富贵病”当然不是合理的心理诊断，它在很多地方被抨击为“心理学的巫术”。尽管如此，这一辩护仍然使男孩避免了到监狱服刑，而是获得了十年的缓刑期。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出现了从探索犯罪的根源向辨析所谓的风险因素的转变的趋势。社会科学家迈克尔·谢德（Michael Shader）认为，我们已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试图去理解不良行为的成因”，研究者们最终却发现“没有一种因素能单独引发不良行为”。取而代之，他们将成熟的医学模型应用于犯罪成因的研究。在这个模型中，各种因素被认为有导致癌症或心脏病的风险。

2011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了一份“青少年暴力犯罪的风险因子”清单，该清单包括11项“个人风险因子”、8项“家庭风险因子”和6项“同伴/社会风险因子”。该中心提醒人们，“风险因子并非导致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原因”。在这份囊括了31项风险因子的大杂烩式清单上，列举了所有能想到的社会或家庭的不幸。一些因素是个人无法控制的生活境遇，如“父母滥用药物”或“贫民区过于集中”。其中一些因素根本不应该被列为风险因子，因为它们仅仅是对结果的描述。例如，“与不良少年为友”就不能称为风险因子，这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青少年罪犯的特征。“反社会的信念和态度”会使人成为危险分子这种说法纯属多余，因为反社会的思维方式一定会使他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加入犯罪团伙”需要参与犯罪活动，这是帮会做的事情，因而也不能称为风险因子。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列举了上述风险因子后，又列出了保护因子，这些因子可以帮助青少年降低变成暴力罪犯的风险。从本质上看，这些因子是克服风险因子的良方。但是，我们很难理解这份清单到底说明了什么。该清单包含这样一些因子：“优异的成绩”“社会适应良好”和“对学校的认同”。我们并不需要社会科学家来指明，大部分在学校表现良好、与有责任感的朋友来往以及愿与父母分享的孩子不太可能卷入犯罪活动。

也许，一个人的生活中即便存在上述风险因子，他仍能遵纪守法。反之，一个人的生活中即使存在某些甚至所有保护因子，他仍然可能违法犯罪。我访谈过许多成年人和青少年，他们拥有“高智商”“优异的学习成绩”“坚定的宗教信仰”和“参加社会活动”等保护因子，但仍卷入了非法活动。

风险因子也可能激励个人努力完善自我。对人们产生长期影响的并非其遭遇的风险因子和成长的生活环境，而是如何适应生活带给他们的境遇。我采访过一些生长在贫穷和混乱家庭中的罪犯，在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枪支和毒品像香烟一样容易获得。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生长在富裕家庭里的人不会遇到的。纵观每一个案例，总有与这些罪犯处于同样的生活环境、经受同样的风险和挑战的人们，而他们并未走上犯罪的道路。正是因为目睹了父母和同伴因违法犯罪毁掉了自己的生活，许多人才选择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风险因子和保护因子这对概念同样可以应用到心脏疾病和癌症中，用它们来讨论犯罪成因不过是旧瓶装新酒。所谓的风险因子，使我们又倒退到讨论那些过去数十年已存在的传统观点，而这些观点已经被证明是不合理的。

假如贫穷导致了犯罪，那么，始于2008年到2011年的经济衰退必定会导致犯罪率的激增。实际上，在这几年中，美国的凶杀率却是自1964年以来最低的。这让犯罪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十分受挫（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华尔街股票崩盘后，犯罪率也急剧下降）。抢劫案的发生率也明显下降了。《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总结道：“最新的犯罪统计结果表明，糟糕的时代不一定塑造恶人，恶人是由恶的品性塑造的。”

在一些专业性的文章中，贫穷和犯罪的关系也出现了扭转——提出犯罪会导致贫穷。例如，一个人的住所遭受洗劫，丢失了贵重的财物，他肯定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而这种打击可能是致命的。除了丢失的财产外，他可能数星期或数月都无法工作，今后还需要使用一部分收入来保护财产。

环境的改变的确可以降低犯罪行为的发生。2013年3月，《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天气寒冷时，人们在短暂离开车的时候不会关闭发动机。警察则提示，将车钥匙留在车上无疑“给经过的路人提供了一个偷车的机会”。建筑师、设计师和建造者们可以通过放置明亮的安全灯、安装安全锁、将公共空间置于公众视野的办法来创造更加安全的环境。

犯罪行为的发生取决于机会，而不是地点。即使在监狱，只要有机会，犯罪行为也会发生。如果环境条件使罪犯很难下手，但为了避免被捕，他们会寻找其他地方作案。所以，希望通过改变环境来避免犯罪活动发生注定会失败。

生物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

在19世纪后期，意大利医生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认为，许多人天生就会成为罪犯，他们是不可改变的基因的产物。他将罪犯视为生物学上的异类，是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人。这种认为罪犯具有本质上的缺陷的理念一直延续了下来。

1924年，18岁的理查德·勒布（Richard Loeb）和19岁的南盛·利奥波德（Nathan Leopold）在芝加哥杀害了14岁的波比·弗兰克斯（Bobby Franks）。这个案件与所有冷血杀人案一样。在争论是否该免除这两个年轻人死刑的过程中，辩护律师克拉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称他们是因为“大脑不成熟和不健全”才犯下了罪行。另外，1972年，社会学教授克拉伦斯·杰弗瑞（Clarence Jeffrey）预言，未来数十年间犯罪学将会有重大的进展，即人们对生物学方面的行为会有更好的理解。

而数十年来，探索生物因素是否在犯罪行为中发挥作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错误。将犯罪行为归因于基因的理念还会导致选择性繁衍和基因工程。而今天，杰弗瑞在1972年做出的预言实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犯罪生物学”诞生了。

犯罪生物学领域的领头人阿德里安·雷恩博士（Dr.Adrian Raine）在其著作《暴力解剖》中提出，“罪犯的大脑有缺陷，他们的大脑与一般人的大脑存在生理学上的不同。”尽管雷恩博士也观察到了前额叶皮质层的损伤“能够直接导致反社会和攻击性行为”，但他认为“这一损伤并不一定会导致反社会行为”。他还指出，低心率“是诊断品行障碍的生物指标”，但他紧接着又说，“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心率低的人都会成为暴力罪犯。”他还呼吁社会科学家“放下长期以来固守的信念，接受暴力行为的解剖学原因”。他提出，聚焦在生物因素上对发展公共政策和矫正方法极其重要，这比修正导致犯罪的社会因素更快、更有效。

其他科学家和实践者则认为，神经科学取得的成果与其预设的相去甚远。在《洗脑：盲目神经科学的诱惑力》一书中，精神科医生萨丽·萨特尔（Sally Satel）指出，“科学研究中让人望而却步的难题”是“我们可曾通过研究神经系统获得了对心理的全面理解？”她发现“心理活动并非整齐地对应于独立的脑区”，她并非要否定“大脑—行为的关系”，只是提醒大家，“在大脑以外，还有很多因素会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

新兴的神经科学的重点在于理解大脑如何塑造了心灵，然而，反过来也成立，即心灵如何塑造大脑。大卫·戴伊奇（David Deitch）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名教授，他提出大脑的变化是可逆的。药物成瘾的人如果停用药物，就会对其大脑产生很大的影响。回顾关于大脑和心灵的研究报告，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在2013年9月的《纽约客》上评论道：“神经课程教会我们想法可以改变大脑”，事实上，反过来也是如此。

对领养儿童的研究为犯罪具有遗传性提供了证据。最常被引用的是南加州大学的萨尔诺夫·梅德里克（Sarnoff Mednick）于1984年在丹麦进行的大型研究。梅德里克博士发现，如果被收养儿童的亲生父母是罪犯，那么他们比那些亲生父母不是罪犯的孩子更容易成为罪犯。随后的收养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基因决定不了命运。一个具有遗传酗酒倾向的人不一定会成为酗酒者。有些大脑缺陷会引发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并非所有具有这种缺陷的人都会成为罪犯。正如雷恩博士指出的：“同样的基因和气质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神经犯罪学家的研究值得密切关注，正如萨特尔博士所说的那样，“可以汲取神经科学的智慧，但不要强求它解释所有的人性。”

正如你所看到的，关于犯罪潜在成因的理论层出不穷。接下来应该对罪犯的内心进行探索。如果你尝试用开放的心态去理解罪犯，而不是无休止地探索人们为何会成为罪犯。取而代之，关注罪犯本身，即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这样能够使你在商业合作和亲密关系中避免与这些人纠缠不休。此外，理解罪犯的心理是如何运作的，对于完善相应的政策、帮助罪犯转变也十分关键。

第二章 请不要将孩子变成罪犯

长期以来，心理学家及一些专家都将孩子的所有问题归咎于父母。如果孩子有不良行为，就表明父母一定存在某种问题，这似乎成为了一种定论。

19世纪的研究报告已经将不称职的父母与不良少年联系在一起。在当今学术领域和大众中，这种观念仍居于主导地位。孩子被看作是没有成形的黏土，他们一方面被环境塑造，另一方面主要受父母的影响——他们不仅出于物质和情感需要依赖父母，更把父母当成角色模板。在很大程度上，青少年反复出现不良行为是源于父母的误导。专制型的父母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因为他们使孩子变得多疑、充满忿恨和具有攻击性。宠溺型的父母也受到了批评，因为他们给孩子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民主型的父母同样也受到了批评——这样的养育方式会让孩子产生权利的意识。青少年罪犯的父母被认为具有以下部分或所有缺陷。

·很少交流

·无法养育孩子和提供支持

·没有制定合适的规则

·不能有效地监管孩子

·抛弃孩子

·虐待孩子

·在对待孩子方面存在很大分歧

在对青少年罪犯的家庭做准确的评估时存在一个问题，青少年罪犯会不断地撒谎，特别是当他们希望给他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和避免被惩罚的时候。父母是他们撒谎的最直接对象。富有同情心的心理专家不了解这些孩子是怎么想的，也不熟悉他们的策略，所以会上他们的当。我采访过很多青少年罪犯和成人罪犯，他们将自己的父母描述成恶魔。然而，他们的兄弟姐妹则说父母很爱他们，对他们充满关怀和奉献精神。我也遇到过一些父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都不称职，但是，这些罪犯仍然有一个兄弟或姐妹成长在同样的环境中却没有犯罪。

仅仅了解父母，并不能预测孩子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在一本名为《家里的陌生人》的书中，心理学家大卫·科恩（David Cohen）写道，先天的潜能可能胜过父母的影响，最后使孩子看起来完全像一个陌生人。他认为父母对孩子心理发育方面的影响比大家认为的要少得多。

发展心理学家理查德·特伦布利（Richard Trembly）对比了罪犯和蹒跚学步的小孩，两者都以自我为中心和缺乏耐心，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攻击他人。然而，将罪犯等同于幼小的孩子是不恰当的。婴儿刚刚开始自己的人生旅程，他们会积极地回应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父母和其他人，并不会诉诸暴力。而罪犯则恰好相反，面对社会的帮助，他们经常采取拒绝的态度。

养育孩子并不是单向的——孩子也会促进父母的成长。如果你拥有一个以上的孩子，肯定会知道他们生下来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他们在行为水平、与环境互动的习惯、情绪反应以及其他方面都存在差异。在《了解孩子的气质》一书中，精神科医生威廉·克里（William Garey）指出，父母虽然“不能改变孩子的基本气质”，但可以掌控对孩子气质的反应。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案例。我是帕特森太太求助的第十个心理专家，她因为与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汤姆发生了争执而向我咨询。一切始于一个无害的要求，当汤姆正打算看电影的时候，帕特森太太考虑到电影内容可能不太适合家里更幼小的孩子观看，于是要求他关掉电视。她并没有禁止汤姆看电影，只是要求他待会私下再看。汤姆拒绝了，并用一系列咒骂回应自己的妈妈。在这场灾难中，他把DVD播放器扔向妈妈并砸倒了她，并抓住她的头发在地上拖行。其他孩子都被吓坏了，大声尖叫。汤姆把妈妈推出家门，致使她从三层高的台阶上摔了下去。当帕特森太太尝试开门进去的时候，他把她推出去并且锁上了家门。她只好从后门进入家里，并报警控诉自己的儿子攻击她和故意毁坏财物。

在向我讲述汤姆的时候，帕特森太太记起他刚出生的时候就不断地哭泣。尽管她给他喂奶并在他出生的第一年全职照顾他，他还是很难得到安抚。儿科医生向她保证汤姆是一个“正常的小孩”。她苦笑道：“每一个小时，我都要花五十分钟的时间照顾这个正常的小孩——不分白天黑夜。”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在幼儿园的时候，汤姆不断地与其他小朋友发生冲突。一年级的老师让他坐在讲桌旁边，因为他会打扰其他小朋友。儿科医生仍坚持告诉她，汤姆是一个“正常的男孩”。有时候他会鬼鬼祟祟，厚着脸皮进行挑衅。父母也很头疼，不知道应该对他进行严格管教还是放纵不管。一旦他们将注意力放在更小的孩子身上，他就会做出一些奇怪的或有问题的行为吸引他们的关注，这让他们非常沮丧。汤姆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很艰难，屈服于他的要求或者无视他的举动比处理他的暴怒和破坏对他来说更容易。

到了青春期，不管做什么事情，汤姆很少征求他人的许可，离开家的时候也拒绝说要去哪里。帕特森先生和太太感觉自己更像警察，而不是父母。帕特森太太第一次见到我时说：“他会随意跑进我的房间，从我的钱包里偷钱，把那些不是他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她和丈夫开始锁上房门，并且小心地藏好钱包。汤姆常常把弟弟和妹妹弄哭，打他们或者弄坏他们的玩具。汤姆不想参加家庭活动，如果被强迫一起去，他就会把活动搞得一团糟。汤姆的脾气一触即发，一听到指责他就会立即发起攻击。有一次，帕特森先生正开着车去教堂，汤姆突然变得非常生气并打了他的爸爸。

快17岁时，汤姆想考驾照，为此他求了父母一年多，希望他们让他考驾照。但他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他发起了一场家庭战争迫使父母改变主意。帕特森夫妇坚持不让汤姆考驾照，他们认为让不负责任的儿子拿到驾照会使无辜的人遭受危险，他们对此也难脱责任。没有拿到驾照并不能阻止汤姆开车，他会偷父母的车钥匙，晚上偷偷地开车去闲逛。当发现车子被移动后，帕特森夫妇藏起了他们的车钥匙。

当汤姆因为攻击自己的母亲被逮捕以后，他获得了一段时间的观察期，然后被送到乡下的祖母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在乡下，由于每个人都非常了解彼此，因此汤姆生活在严密的监控中，很少有机会出去做坏事。尽管他还是很叛逆，但是他的行为在表面上得到了改善。这是我听到的关于汤姆的最新消息。

帕特森夫妇咨询了一个又一个心理专家。汤姆一度开始服用用于改善情绪障碍的锂盐。帕特森夫妇花了大量金钱和时间请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对汤姆进行诊断，但各种治疗和咨询的努力都失败了。他或者闭嘴不讲话，或者讲那些咨询师想听到的话。某个咨询师坚称，汤姆要想被治愈只能住进精神病机构，但这对夫妇无法支付高额的费用。除了进行心理咨询之外，这位母亲还参加了很多以如何养育不良青少年为主题的演讲和课程。在听了许多心理专家的话后，她感到“我们本可以做任何效果更好的事，而不是等待‘专业’的回答”。

在汤姆获得缓刑以后，我和他有过一次短暂的对话。他将妈妈描述成一个“态度有问题的人”，还声称“自己被剥夺了做任何事的权利”。在谈到导致他被捕的那件事时，他说道：“我抓住她并把她拖出门——因为我的权利受到了威胁。”他欣然承认自己不仅经常逃课，而且一逃就是一整天。他说自己对上学已经“没有动力”了，还因为成绩差被强迫送回高中一年级。当问及被咨询的经历时，他说：“我并不是问题的所在”“他们并没有改变我。”在被问及他是否认为自己应该在某些方面做出改变时，他挑衅地问道：“比如？”他咬牙切齿地说：“人们并不了解我，我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

在汤姆看来，其他人才是问题所在。他无需向任何人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他说：“妈妈只是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但是我并不想照她说的做。”谈及因为攻击母亲而被捕这件事时，他开始推卸责任，认为真正的问题是“那些警察不喜欢我”。而关于成绩差这个问题，他认为：“我知道的比老师多，所以老师不喜欢我。”尽管汤姆承认“自己没有很多朋友”，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问题。

像帕特森夫妇一样，很多行为不良孩子的父母其实是很好的角色模模板。他们有极大的责任感，一直诚恳、勤劳地养育孩子，无论孩子变得如何，依然坚持不懈。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与自己的孩子相处，他们寻求帮助，却收不到效果。尽管感到非常头疼，但他们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然而，他们的孩子却抛弃了他们。

很多家庭与帕特森家一样缺少交流，而且父母总是被挑剔的那一方。一个孩子曾轻蔑地告诉我：“我只有在听到使我开心的话题时才和他们交流。他们只是需要和我说话。我并不想听他们说的任何话。我也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我们本来就不是同一类人。”这些行为不良的孩子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父母的生活一团糟。他们用愤怒回应父母的询问，抱怨父母很吵，觉得他们没有权利插手自己的“事业”。

父母试图相信自己的孩子，大部分孩子确实获得了这种信任，而不良少年则通过撒谎来避免自己被怀疑。无休止的谎言虽然大多是针对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但最终可能会带来可怕的“惊喜”。孩子可能会告诉父母他拿到了好成绩，所以没有家庭作业，直到父母收到学校的报告，才知道孩子有几门课程不及格，也没有完成作业。这类孩子有能力让自己看上去很真诚。如果他认为真话可以帮助自己达到目标，他会注视着父母的眼睛说出实话。但即使在那时，他也只会讲一部分实话——足以让父母完全相信他。在一次咨询中，一个孩子告诉我：“如果能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甚至逃离这里，我就讲实话。”

即使没有任何目的，他们也会不断地撒谎。心理专家将这种“无意识”的谎言视为强迫性和病理性的。但是，一旦你了解了撒谎者的心理，就会知道事实并不是如此。这种“无目的的谎言”也有其目的。一些不良少年说谎是为了寻求冒险和刺激，发现自己可以成功地蒙蔽他人，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有个性、有力量。一位年轻女士坦诚自己从初中就开始撒谎，她说：“撒谎可以让我的生活更加刺激。谎言通常有一个真实的核心，这使得它听上去似乎是真的。”撒谎者唯一担忧的就是谎言被戳穿。一个男孩告诉我，撒谎很容易，他唯一关心的是，他对不同的人撒了不同的谎，如果人们对比这些谎言，他可能就会被戳穿，进而受到排斥。从他的立场看，撒谎的缺点只是可能会被戳穿。这些孩子的父母需要不断地与这种心理作斗争。如果你曾和一个不断撒谎的人待在一起，你就知道这多么让人烦乱和不安。你试图信任他，却发现并不知道什么是可信的。最后，你会怀疑他所说的一切。

这些爱撒谎孩子的父母常常无法得知自己的孩子在做什么。许多专业文章将“缺少父母管教”作为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你需要知道的是，几年前，一些电视节目就在追问：“父母们，你们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儿吗？”许多父母像帕特森夫妇一样以为自己知道。然而，他们需要雇一个24小时的侦探紧紧地跟踪自己的孩子才行，因为他经常向他们撒谎。

当然，有些父母的确没有管教过自己的孩子。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疏忽和漠然，但主要是因为他们忙于工作，或者无法履行承诺。想象那些“挂钥匙”的孩子[1]，他们离开学校后面对的是空荡荡的家。没有人管教，他们就很容易陷入麻烦之中。然而，很多这样的孩子并没有成为未成年罪犯。放学回家后，他们会做作业或者自娱自乐。我访谈过一位单身母亲，她需要同时做两份工作来养育两个儿子。她会安排孩子在放学后到邻居家待上一段时间，这样就有大人照顾他们。每天下午，她都会打电话进行检查。如果其中一个孩子不想待在邻居家，比如想去朋友家玩，他需要打电话向妈妈详细说明情况，并征得妈妈的同意。和妈妈通过电话以后，一个儿子遵守了和妈妈的约定去朋友家玩；另一个则利用了这个机会在家附近晃荡或者和大孩子出去玩，损坏财物或者入店偷窃。最终，后者因为偷盗商品被逮捕。在同样的环境下，两个孩子却有截然不同的行为表现。你也许会推断，如果这位母亲在家，被抓起来的这个孩子就会被很好地看管，也不会招惹这些麻烦。或许你是对的，但是，母亲在家并不能改变这个孩子的人格。顺从的孩子可以被信任——无论是否有人看管，而另一个孩子则任性、偷偷摸摸、不诚实。

当孩子的犯罪人格倾向显现出来时，他们的父母就会非常紧张，担心会发生不好的事。随着担忧的增加，他们会尝试应对孩子的不良行为，更加严格地限制孩子的行动和权利，结果带来了更多麻烦——孩子会逃避管束或者公然与他们对抗。实际上，解除限制对父母来说是一种解脱，而随后冲突也会减少，几乎没有父母愿意扮演警察的角色！

在一些家庭中，家长并不愿意采用体罚的方法，而是希望通过谈话和理性劝导的方式解决问题，他们相信诉诸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那些体罚孩子的家长发现，这种方法并不能带来长期的积极效果，孩子反而因此习得了暴力行为，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展现出来。他们仍旧随心所欲。

很久以来，人们将虐待和青少年犯罪联系在一起。有一种理论认为，受到虐待的孩子会认同施虐者，变得和施虐者一样。因为认同施虐者的行为，同时也因为被虐待产生的愤怒，所以他们会攻击他人。从这一理论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并且得到了广泛认可，而实际上这一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罪犯常常不可信，他们声称自己被虐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刑事司法领域的专家伊莱恩·冈尼森（Elaine Gunnison）教授写道：“人们常常将参与犯罪活动的女性与她们遭受的身体虐待联系起来。”然而，很多受到虐待的孩子并没有成为罪犯。虐待的确会对受虐者产生影响，但他们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应对自己的遭遇。他们可能会退行、焦虑、抑郁，甚至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惩罚。有些人会愤怒，有些人则痛下决心绝不成为像施虐者那样的人。有弹性的个体即使受到虐待也能够和他人友好相处，享受不错的社会关系，成为好父母。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故事并没有成为新闻且受到大众的关注。

由于未成年罪犯想让别人陷入困境，让人们把注意力从他们的不良行为上移开，因此他们可能会谎报自己被虐待的程度。阿诺德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为了将来能够成为职业律师，暂住在父母家准备律师资格考试。然而，住在父母家对他来说十分具有挑战性，因为他需要和弟弟弗兰克斗智斗勇——这个未成年的弟弟脾气火爆。他的父亲也常常对小儿子束手无策。弗兰克会殴打父亲，砸坏墙壁，事实上，他已经被学校开除了。在一次冲突中，弗兰克扇了父亲一巴掌，还殴打他，最后导致父亲不得不去医院接受治疗。有几次，连警察都被叫到了家里。大部分争吵都始于琐事。有一次，阿诺德和弗兰克为了浴巾发生了争执，弗兰克非常生气，朝他的哥哥猛冲过去。阿诺德为了阻挡他，防卫性地抬起手臂，结果不小心打到了弗兰克并把他绊倒了。弗兰克立马跳起来报了警。一个警察来到家里，开始询问弗兰克和他身上的瘀伤，他说是哥哥打的（实际上是他自己摔倒造成的），阿诺德因此被逮捕了。

阿诺德需要接受审判，他雇用了一个辩护律师；随后来到我这里，想要一份心理评估。阿诺德知道如果他因暴力攻击被起诉，他的职业生涯就会陷入危机。对阿诺德进行了几次访谈之后，我发现他是一个安静且害羞的家伙。他没有任何前科，也没有吸食毒品，只是偶尔喝喝啤酒。他对发生了这样的事感觉非常糟糕，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更好地处理这件事。我找不到阿诺德有任何暴力行为的证据。而在这次意外之前，阿诺德反而常常遭受弗兰克的虐待。因而，我向法庭提出的意见是，这次阿诺德打弗兰克是一个意外，“是对不断挑衅做出的正常反应”。

如果你有一个挑衅又具有破坏性孩子，他把每一个诉求都变成一场战争，你无法信任他。而这时你是否也想过：有一天，你会失去耐心，给他一巴掌？我遇到过一位父亲，只要他要求女儿珍妮特把碗碟放进洗碗机，她就会开始咒骂。这已经不是他和其他家庭成员第一次忍受珍妮特的挑衅、暴脾气和威胁了。有一天晚上珍妮特实在太过分了，他感到十分挫败，抡起胳膊给了珍妮特一个耳光。珍妮特告诉学校的咨询师父亲打了她。很快，就有人前来调查她的父亲。他很担心自己要面临指控，可能会因此失去体面的工作。我告诉社工，他的女儿情绪化很严重，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因为怕激怒她，她的父母和弟弟常常如履薄冰。我为珍妮特咨询了数月，并向调查机构提供了一份报告，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做了评估，结论是并没有发现家庭虐待。像阿诺德一样，打人的并不是那些品行不端的孩子，而是其他家庭成员。实际上，抱怨的人才是真正的施虐者！

就像我前文提到的，对于那些声称自己遭受虐待的孩子，我们要仔细进行辨别，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说，“我要去举报你虐待儿童”是珍妮特和弗兰克这类孩子惯用的有力武器。我见过许多孩子谎称自己受到了虐待，使父母的工作和婚姻陷入危机。心理学家尼尔·伯恩斯坦（Neil Bernstein）将这些孩子称为“自称的受害者”（self-proclaimed victims）——他们通过将别人的言辞或行为都说成对自己的欺辱来博得他人的同情。

当提到父母不称职会导致孩子犯罪的时候，被提到最多的就是漠视和虐待。然而，那些被父母过分溺爱而希望世界一直迎合他们的孩子，也会声称自己受到了虐待。与忽视一样，宠溺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许多被父母宠坏的孩子，一直表现得以自我为中心、依赖他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出违法犯罪的行为。这些娇生惯养的孩子离开家后，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挑战迫使他们变得自给自足。当一个咨询师将孩子的不良行为归因于父母的过度宠溺时，常常只是基于表象。咨询师只看到了孩子表现出凶恶的行为，却没有承担什么后果。但是，咨询师没有想到，多年来，父母管教和约束的尝试都被孩子挫败了。孩子表现出不负责任的行为很少是因为父母的宠溺，大多是因为父母施加的管教没有起作用。

在经历了漫长的对敌斗争后，考埃尔先生感觉自己像一名战士——只不过这个敌人是他14岁的儿子丹，丹对考埃尔先生来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重要。在外人看来，丹完全不受约束，可以逃避所有处罚。事实上，考埃尔先生并不是一个纵容孩子的父亲。考埃尔夫妇一直在努力，想要使孩子变得合群，对他寄予厚望，给他树立行为准则，但是丹对这一切嗤之以鼻。考埃尔先生描述自己的儿子鬼鬼祟祟、挑衅、充满暴力。丹会朝垃圾桶里撒尿，在墙上乱涂乱画，没有缘由地撒谎，拒绝为自己的任何不当行为承担责任。当提及自己的错误行为时，他会得意地嘲笑父母的挫败和恼怒。即便面对“铁证”，他也会否认是自己的错，而把错推脱给别人，或者找各种借口。考埃尔先生说，丹会因为欺骗和战胜别人感到得意，从来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歉疚。假如考埃尔先生责令丹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考埃尔先生会强行把丹拉回房间，但是只要他一转身，丹就会偷偷地溜出来。丹用尖叫、诅咒、摔门以及破坏物品（甚至包括他自己的东西）来回应父母的管教。

这些不良少年会欺负自己的兄弟姐妹，抢他们的东西，一旦遭受责罚就会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兄弟姐妹。这种行为比一般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要极端得多。他们不仅霸占玩具、DVD和衣服，还会毁掉或者扔掉这些东西。他们会勒索自己兄弟姐妹的零花钱，还会威胁弟弟妹妹，不许他们声张，警告他们如果告密就让他们后悔。一些孩子选择默默地忍受，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兄弟姐妹非常忠诚。一个男孩告诉我，他很担心如果自己抱怨太多，爸爸妈妈会把哥哥送到那种为坏孩子设立的学校。不论他的哥哥怎样过分地对待他，他都不希望演变成这样的结局，否则他会感到非常愧疚。

只要这些品行不良的孩子待在家里，他们的兄弟姐妹就无法享受安宁的时刻和私人空间。由于要密切关注不安分的孩子，父母几乎无法将注意力分给其他孩子。他们的注意力全被“偷”走了，只能留少量的时间给听话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的问题并不那么紧急，因而这些孩子感到被忽视了。家不再像家，所有家人团聚的时刻都充满冲突。一旦这些坏孩子离开家，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些特别吵闹的家庭立即变得安宁了。

有一次，我在大学心理学课堂上做了一个演讲，一个年轻女孩告诉我，她的哥哥具备我演讲中所描述的人格特征。她说自己从未逃课或逃学，是一个好学生，也从来不会让父母烦恼。作为一个小孩，有时她感到非常愤怒和迷惑，为什么自己只能从父母那里获得一点点关注。直到现在她才明白，父母与这样的哥哥相处是一件多么充满挑战和让人疲惫的事情。她希望我能建议家长，不要因为家里的其他孩子做了大人所期待的事情而忽视了他们。

如果一个家庭一直遭受各种破坏，家长会发现自己也充满了各种情绪，这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最让他们吃惊的是，他们居然会讨厌自己的孩子。在专业领域和社会中流行的观念是，孩子对父母是忠诚的，他们变成罪犯是因为被自己的父母拒绝。我一次又一次发现事实恰恰相反，父母从未完全放弃自己的孩子，不论这些孩子多么糟糕。

我最近在给一个叫萨姆的17岁男孩做咨询，他与母亲和继父——琳达和马克斯·斯宾塞——住在一起。这个年轻人生活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在顶级的私立学校念书，是健身房的常客。除了想要一辆轿车以外萨姆什么都不想要，因为斯宾塞太太明智地拒绝签字，所以他无法拿到驾照。尽管家庭富裕，但萨姆和他的兄弟姐妹并没有被过分宠溺。不过，萨姆却表现得好像拥有特权，家里的规定对他没有任何作用。与他的兄弟姐妹不同，萨姆表现得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常常命令别人，却拒绝帮助别人，除非有利可图——当然这样的情况毕竟不多。他开始晚上偷偷跑出去，与所谓的哥们聚会，然后在酒精或大麻所带来的晕眩中回家。

萨姆竭力将我们的咨询室变成法庭，在这里他可以审判自己的妈妈和继父；他还试图把我变成他的同盟。他想和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起住，因为父亲的教育方式与斯宾塞夫妇相反，他对孩子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萨姆声称再过几个月，等他满18岁，他要永远离开这个家，和亲生父亲一起住。斯宾塞夫妇向我咨询，这段时间他们应该怎么办。斯宾塞太太全职在家照顾三个孩子。她眼睁睁地看着萨姆给弟弟妹妹树立了一个坏榜样：他总是引发争执，以一种毫不尊重的态度对待母亲。在绝望中，她试图带儿子去参观大学校园以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萨姆提出的要求。她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们居然相处得很好。当然，他们友好相处的原因是，斯宾塞太太参加了儿子选择的活动。然而，他们一返回家，他就立即变成了那个脾气暴躁、目中无人的孩子。斯宾塞太太对于她不喜欢自己的儿子有深深的罪恶感。尽管她对萨姆的爱和关心从未停止，但是和他在一起生活让她难以忍受，对更小的孩子也有害无益。

斯宾塞太太开始考虑在学年结束后，也许可以允许儿子和前夫生活在一起，尽管她知道放纵的单身汉的生活环境并不适合萨姆。斯宾塞太太哭着告诉我，她感觉自己正在将儿子扔出家门并且在毁掉他的未来——这不是一个好母亲应该做的事。我提醒她，三个更小的孩子只有一次童年，而他们的童年正在被萨姆毁掉。她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去帮助萨姆，包括带他来咨询。我提醒她，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经济上，萨姆都将整个家庭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受到亲生父亲的支持，萨姆已经向有关部门举报继父对他进行身体虐待。斯宾塞夫妇被迫聘请了律师并出席了一个听证会。在完全了解了斯宾塞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法官撤销了这一诉讼，并告诫萨姆不要再谎称自己受到了虐待。鉴于发生了这些事，也预料到整整一个夏天萨姆都会扰乱家庭生活，斯宾塞太太准备允许萨姆离开。我认同她的做法，因为在帮助萨姆这件事上，她和丈夫已经尽力了。

另一种情境是，孩子已经达到法定年龄，可以离开父母独自生活了，但是他们拒绝离开父母的家，这种情况也很难处理。这些父母担心，一旦强迫孩子离开家，他们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一个母亲说：“我们经历了一次自杀威胁。他砍伤了自己的胳膊，已经很接近手腕了。我希望自己再也不要经历这样的事情了。在他住进医院以后，对自己孩子的强烈厌恶情绪吓到了我。有时候，我觉得我需要一位分析师。这些孩子没有意识到他们对父母做了什么。”

在同父母的斗争中，这些品行不良的孩子会想尽办法占据上风。他们常常做那些好孩子很少做的事情。争吵远远多于交谈。他们的策略是将大家的注意力从他们的不良行为上转移到父母所做的事情，逼迫父母处于防守的位置。这些孩子宣称自己不再听从于父母。他们辩称因为父母没有表达清楚，所以他们才感到困惑。他们指责父母不懂倾听或误解自己，常常责怪父母不公平，要求父母的言行必须合理。他们通过强调自己的意图是好的来弱化自身行为的严重性。他们还控诉父母完美化的要求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因此感到沮丧，并声称自己做不好任何事情。他们抱怨父母不关心他们，不爱他们，毁掉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些做法常常让父母觉得愧疚。一旦感到愧疚和筋疲力尽，愤怒的父母就会转而安抚孩子，减轻对孩子的处罚；而孩子的那些错误行为就不再被提及了。

在孩子长期叛逆的影响下，很多婚姻走到了尽头。父母双方对同一个孩子常有不同的意见和做法。其中一方可能坚定地认为孩子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另一方则会为孩子说情，辩称孩子是无意的，继续纵容孩子更多的错误行为。如果父母没有形成统一的战线，孩子就会各个击破，取得胜利。他会利用其中一方对抗另一方，拉拢宽容的一方，指责严格的一方。然后，他会告诉别人他的父母总是吵架，他们的家庭生活非常糟糕，以此来博得同情。事实上，孩子故意隐瞒自己的不良行为才是家庭不和谐的导火索。我见过很多父母，他们怪罪自己并相互指责对方，最后致使婚姻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父母为此承受着惊人的情感和经济损失。他们内心被巨大的罪恶感折磨着，不断地拷问自己是否不应该这样做。“是不是我给孩子太多的压力，导致他变成了一个恶魔？”一位母亲这样问我。还有一种结论是，这是她和丈夫的错，因为在孩子更小时，他们没有给他足够多的玩耍时间。这些父母饱受躯体症状、抑郁和焦虑的折磨和煎熬。家不再是躲避外部世界压力的温暖港湾，而是一个充满紧张和焦虑的地方。每当电话铃响起，他们的心情就会很沉重。这次又是什么——是抓狂的邻居，还是学校说他打架，或者是警察，抑或更糟——医院通知他们的孩子受伤或死亡了？

很少有父母对这些孩子表现出冷漠或放弃，他们一直在寻找解决的办法，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支持孩子参加运动或俱乐部活动，送他们去做咨询，他们自己也寻求咨询师的帮助。为了获取解决的途径，他们不断地反思自身。母亲和父亲经常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也因此指责家庭以外的人和事。

出于不确定感、恐惧和责任感，父母会将孩子从麻烦中保释出来。我见过许多家长，他们借钱缴纳保释金、聘请辩护律师，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保护因犯罪受到指控的孩子平安归来。即便受到社会的指责，他们仍然为孩子提供支持。一位父亲告诉我：“尽管如此，他是我的儿子，我应该支持他。”这位父亲在家筹款——为了给自己15岁的儿子聘请最好的辩护律师。但是，他的儿子却没有对他说任何感激的话，因为他料定父母会帮助自己。“他从未想过自己给家庭造成的困难，认为我们有责任去弥补他的过失。”这位父亲如是说。

这些年轻人发掘和利用父母的意见不统一，使得父母最终离婚。艾米丽的父母共同享有对她的法定监护权，而艾米丽和她的妈妈住在一起。艾米丽的母亲还有两个更年幼的孩子，她至今一直为艾米丽制定规则、检查她的家庭作业和管理她的行踪。她强调前夫是一个放任的父亲，只会“在生气后走开”。艾米丽的父亲告诉我：“我可能是一个随和的人，不适合设立规矩。”然而，艾米丽一次又一次触碰到了他的底线，于是他采取了一些办法，比如，没收艾米丽的手机，拆掉她房间的门。

艾米丽本来就很难管束，在父母离婚后，她开始变本加厉。两位父母都要应对她那些出格的行为：不断撒谎、偷跑出去、滥交、伸手要钱、损坏财物、抽烟和攻击弟弟妹妹等。父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女儿——一个智商很高的孩子——逃课，拒绝完成家庭作业，甚至在考试前都不愿意打开课本复习。艾米丽的母亲称自己的女儿常常说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脏话”。这对夫妇经常为了如何帮助和管教女儿发生争执。当父亲想要将女儿送到当地的公立学校时——他觉得上私立学校浪费钱——他的太太已经交钱让女儿进入私立学校念书，因为那里采用小班教学，这样艾米丽能被更严格地看管起来。艾米丽发誓不会踏进私立学校一步，并要求搬去和父亲一起住。艾米丽说，母亲的所作所为就是要“置她于死地”，她再也不想和母亲有任何联系。她称自己的弟弟妹妹是“只会讨好妈妈的小恶魔”。她还谴责父亲，说：“他总是支持我的弟弟妹妹，却朝我大吼大叫。”对于女儿指责自己更喜欢其他孩子，父亲解释说，“和其他孩子在一起更开心”——做他们的父母显然压力更小。

艾米丽的母亲带她去找心理咨询师，咨询师指出她的主要问题是“不得不夹在父母的问题之间”，并认为艾米丽没有任何“严重的心理障碍”，因此简单地将艾米丽的问题归因于父母的“功能不足”。“父母的问题”确实存在，这些问题产生于艾米丽的心计和迷惑性的行为——她擅长支使父母中的一方对抗另一方。她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时机，支持看上去更宽容的一方。她解决问题的一贯态度就是，他人应该屈服于她的要求。所有家人，特别是弟弟妹妹，都是艾米丽心理上的囚犯。

咨询师将艾米丽的问题归因于父母之间的矛盾大错特错。父母之间容易爆发冲突恰恰给了艾米丽机会，为他们制造更大的嫌隙，然后，当父母吵架的时候，她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个孩子本能地找到了家人的弱点，然后利用他们，因此，这个家庭一直陷入矛盾之中。艾米丽的问题与其说是“家庭的问题”，不如说是“性格的问题”。我建议艾米丽的父母接受夫妻咨询，这样他们就能像一个团队一样发挥作用了。可是，艾米丽的咨询师建议的家庭治疗非常浪费时间。假如一个家庭在进行家庭治疗之前没有多少问题，那么在接受家庭治疗之后，他们会有很多问题。我遇到过从家庭治疗中逃离出来的人，在那里所有的父母都需要展示自己，为数甚多的这类体验对父母来说颇有压力。我建议艾米丽接受个体心理治疗，因为个体治疗师能够帮助她分析其思维模式——正是这种思维模式导致她做出了攻击他人、最终损害自己的行为。

心理专家常常能够找到家庭中潜在的问题和冲突。系统家庭治疗的观点假设，任何家庭成员的问题都是整个家庭不平衡的表征。其潜在的理论是，一个孩子的品行不端是因为他是这个家庭的替罪羊，这个家庭在无意识中选择让他把其他家庭成员被禁止的幻想和冲动付诸行动。

在个别案例中，糟糕的家庭系统会造成孩子的反社会行为，但在家庭治疗中，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足以证明糟糕的家庭系统扩大和增加了孩子的不良行为。事实上，更常见的是，孩子使家庭变成了自己的替罪羊。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且不应该被治疗，他们利用了治疗师的观念——应该指责家庭，因为家庭“出了问题”。

我收到不计其数的信件和邮件，这些沮丧的父母或者继父母深陷与孩子永无休止的斗争中，这些孩子和丹、萨姆、汤姆和艾米丽一样。这些父母说，当他们带着孩子去寻求咨询师的帮助时，咨询师立即认定家长是应被指责的一方。他们成为了咨询师的靶子，那种感觉好像接受审判一般。同时，咨询师几乎没做任何帮助孩子的事情。当然，有些父母的确需要帮助。但不幸的是，即便他们做出了改变，仍然不能确保孩子会变成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人。

有时候，继父母能够比亲生父母站在更加客观的角度看待这些孩子。他们发现，无论如何不懈地为孩子做出牺牲，自己的好心总被当成歹意。托尼的妈妈在他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托尼的继母塔玛拉一直努力对他好。她越来越为托尼选择的道路感到沮丧——他选择与不良少年做朋友，对上学不感兴趣，卑鄙又撒谎，而且对每一个命令他的人都极不尊重。塔玛拉发现自己如履薄冰，当她尝试去教导托尼并对他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他总是能立刻拒绝她的每一个要求。当我和托尼聊他与继母的关系时，他表现得非常刻薄。他抱怨道：“她总是无中生有，并暗示自己不愿意和她说话。”“她不信任我，我也不信任她。”他说。塔玛拉说：“我无法和一个根本不愿让我走进他的世界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我已经尽力了。我将他视为一个需要爱的孩子。”他们的关系已经恶化到让她满怀悲伤地承认“我不喜欢这个孩子”。塔玛拉决定通过写信的方式跟托尼交流。她在信中表达出来的情绪，我在很多继父母身上也都看到过。他们鼓起勇气尝试和孩子建立关系，但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了。塔玛拉发现，她不仅未能成功地和继子建立关系，甚至连她的婚姻也从根本上被动摇了。下面是塔玛拉写给托尼的信。

非常遗憾，我们不能在友好、积极的关系中生活在一起。我对这种糟糕的状况感到很愧疚，并且比你以为的更感到歉疚。

你拥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工具，但是你并没有准备使用它们……当我看到你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潜力时，我感到很沮丧。是我的错——我想，也许是因为我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你的行为，认为你是在针对我，毕竟，我才是闯入你生活的人。这种感觉也许有道理，也许没道理。

我真心认为，我对你的要求并不比对其他孩子多……两年前，我是爱你的。两年前，我想要拥抱你，让你伏在我的肩头开心地笑或因为害怕而哭泣。我是如此希望成为你生活中美好的那部分……而如今，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却希望打你一巴掌，看看你是否有回应——任何来自你的回应。我更希望爱你，而不是憎恨你；希望拥抱你，而不是打你耳光。我更喜欢两年前的自己，那时的我对你充满爱，而现在的我心中满是愤怒和紧张。

与过去的任何时刻相比，我们似乎并没有离解决问题更近一步。我渴望在我的生活和家庭中有更多安宁和温暖。如此多的愤怒、紧张和挫败正在毁掉你父亲和我的关系，也在毁掉我。

你需要知道这些，而我也需要你知道这些。我知道我也应该承担责任。你的爸爸深爱着你，他能够看到你内在的善良。我也想爱你，但这份爱需要被滋养才能成长。我看到了你的善良，但仍需要清楚地引导。也许有一天，你会决定让上苍来指引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说生活可能更加容易。

塔玛拉同继子和丈夫的关系都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此外，她也开始厌恶自己，因为发现她这与自己当初预想的完全相反。她努力表现得充满慈爱和支持，却一再被拒绝。当丈夫表现出必须在儿子和她之间做出选择时，她感到沮丧。由于不愿放弃他们的婚姻和继子，塔玛拉同意前来参加夫妻咨询。

在孩子接受继父母的问题上，那些再婚的家长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重组家庭需要做很多工作，有时候还需要专业的支持。然而，这样的孩子只是利用继父母的不同性格来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开脱，甚至他们并不认为继父母是“真正的”家长。一个男孩告诉我，她的继母比自己的亲生母亲年纪要小，会欺负他，让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他直接说：“有时候我照做，有时候不会。她什么也做不了，她又不是我妈妈。任何一个比我妈妈年纪小的人，都不能命令我该做什么。”他嘲笑继母的嗓音，模仿她的表情和行为。

这些孩子有能力让父母相信他们是值得信任的。他们在家里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对待父母很诚恳，态度也较好——就像太阳透过乌云照射出来。然而，这是为了骗取父母的信任，使他们相信自己正在改变——为了获得那些他们想要却不承认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让父母收回他们制定的规矩。这完全不是“行为矫正”。孩子试图使父母接受他们的要求，然后用“好的行为”来奖励父母。他希望通过暂时的积极转变，抹去自己之前做过的所有过分行为。只是，这种改善并不能持久。

父母的价值观在经过这些孩子几年的冲击之后，其中一些人逐渐接受了自己之前无法接受的观点。在一个案例中，一位坚决反对毒品的母亲的态度开始变得温和，并成为了一名毒品合法化的支持者。这些都发生在她意识到自己无法使儿子不再接触毒品之后，她被儿子说服，以为其他人都在使用毒品。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因为父母不顾一切地想要靠近正在疏远自己的孩子。

南希·兰萨是康涅狄格州新城校园枪击案犯亚当的母亲。从2012年枪击案发生以后涌现的各种消息来看，兰萨太太一直试图帮助自己的儿子，结果却纵容了他。《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员露丝·马卡斯（Ruth Marcus）描述了亚当的妈妈是如何迎合儿子的。“家里某些类型的盘子不可以用来盛其他食物。生日、圣诞节和节假日都不庆祝。因为儿子不喜欢，妈妈就把一只猫扔出了家门。”她完全根据孩子的口味购买和烹饪食物。她甚至忍受儿子拒绝和自己交流，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们却用邮件交流。这位妈妈甚至“鼓励儿子对枪感兴趣”——在圣诞节，她竟然给儿子钱去购买手枪。兰萨太太是一位采用极端方法取得与孩子联结的母亲，她“努力抓住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语言”——枪支。

孩子会精明地算计，冷酷无情地利用父母的期待去加强与他们之间的联结。他相信父母为了使亲子关系不受到损害，会在一切问题上让步。如果父母中的一方退让，而另一方坚持，就会破坏婚姻关系。

读者可能会认为我在为父母开脱，而不管他们作为父母是否称职。其实情况并非如此。那些施虐、冷漠、反复无常和心理紊乱的父母的确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一定会变成罪犯。幸运的是，许多受到虐待和忽视的孩子并没有成为罪犯。反过来，一些青少年罪犯的父母也是甘于付出和极其负责任的。不幸的是，父母十分尽心地帮助自己的孩子，却常常以失败告终。而事实是，父母通常是受害者，孩子则是施加伤害的人。

一些司法机构会对父母施以一定的惩罚，因为他们“教子无方”。如果一个青少年在禁止夜间活动时间还在大街上晃荡、习惯性地旷课或者参与暴力活动，其父母可能会被“开除”或者监禁。我采访过一些极度受困扰的父母，他们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去引导、严厉管教这些屡教不改的孩子，而孩子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公然反抗父母的管教。惩罚对那些冷漠、没有责任感的父母来说是有用的。然而，这种方式只会进一步伤害和摧残那些有责任感的父母，他们需要的是法律的强制力量和法院的帮助而非责难。

任何读到这一章的父母，如果家中有一个孩子表现出我上文描述的行为，都会有所警醒。在认定自己家有一个“崭露头角”的罪犯之前，他们需要思考：孩子的错误做法是一次行为问题，还是已经泛化和强化的行为模式。并非每一个偷拿桌上硬币或者糖果店糖果的孩子都会成为罪犯。这一章证明了少数孩子会表现出这样一种模式，即无论父母做什么以阻止和帮助他们，他们最终都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当父母深受困扰、陷入挫败和愤怒时，他们会感到悲伤。许多父母称他们始终担心自己的孩子和他们的问题。一位母亲明确表达了不良少年的父母们面对的困境：“我为自己15岁的孩子感到伤心，他对周围的一切充满恨意。如果能让他回家并享受成为这个家的一员，我愿意付出所有。如果我能拥有一根魔杖，可以把一切都变好，我愿意卖掉所有东西得到这种魔杖。我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孩子毁掉自己的生活。我多么希望能够听到一些最新消息，哪怕只是可能——他会变成一个普通、快乐的孩子，可以享受童年珍贵的时光。”另一位母亲这样评价她那极不负责任、粗鲁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女儿：“我一次又一次怀有希望，但她依旧会做一些可怕的事。然而，如果没有希望，我又能成为什么样的母亲呢？”

一些精疲力竭的父母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孩子已经到了无力改善的地步。然而，做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割断和孩子的联系——对他们来说仍然是极其痛苦的。

“我学着放手，”一位父亲说，“我不想将我所有的生活都耗在这个问题上，我把他当成一个患重病的亲戚，我已经准备好面对这个人的死亡。”当奶奶问起孙子的时候，父母该怎样回答呢？向学校的咨询师承认他们无法管教自己的孩子，承认自己在家做的不如咨询师在学校做的好，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屈辱的事情。每一次孩子做出不良行为都不断在提醒父母，他们搞砸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养育孩子。自始至终，孩子缺乏对父母经历的痛苦的理解和关心。当问及对父亲所遭受的痛苦的感受时，一个男孩冷漠地回复道：“这就像一次手术，他们需要忍受痛苦，这是他们的问题。”

[1]“挂钥匙”的孩子，形容父母都是上班族，自己需要携带钥匙，放学回家得自己开门的孩子。——译者注